北京市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及节能减排研究--基于产业视角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对北京市2005—2012年三大产业下5个部门和产业端总的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2年,北京市产业端能源消费年均增长3．01％,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是经济规模变化,负向驱动因素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强度变化;在负向驱动因素中,能源强度变化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减少的贡献是最大的,说明降低部门能源强度特别是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的减少具有重要意义;2005—2012年,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使用量的调整,产业端能源量节约528．71万吨标准煤,而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量变化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总量的平均贡献为－1．45％。积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使用量能够减少产业端能源消费总量。     

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

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会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但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     

生产性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研究

在人力资本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性教育消费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通过应用ECM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方法对2001—2011年我国生产性教育消费和同期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教育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生产性教育消费增加对同期GDP的增加存在显著影响,且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促进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促进研究型教育消费和应用型教育消费均衡发展和促进生产性教育消费总量增长等建议。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研究

后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从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消费层次和结构的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2006-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各地区城镇居民不同层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之后依次是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2)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系数都较小。并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于中部地区并低于全国水平;(3)全国大部分地区享受型消费弹性系数为负,表明我国目前应谨慎发展享受型消费。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基于产出角度

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的入世之后，中国农产品产出使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相应地，以最终产品形式用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部分也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此，本文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借鉴De Boer(2008)思想，采用Montgomery分解与投入产出相结合的方法，将影响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影响作用看，技术效应对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明显；第二，从影响程度看，相对于加工农产品，初级农产品消费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从中长期看，中期消费规模效应对农产品消费影响较大，但长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总量效应作用更强；第四，对于加工农产品而言，中期水产品加工业消费受影响显著，而长期酒精及饮料酒制造业、其他饮料制造业消费受影响较为明显。     

非线性视角下通胀预期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

通过拓展消费效用函数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通胀预期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当通胀预期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抑制影响;而当通胀预期高于门槛值时则会产生正向刺激作用。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我国需参考通胀预期水平变化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并搭配税收、补贴及社会保障政策来调控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合理引导。     

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持续、稳定增长。这一阶段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偏斜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本文基于不同指标测度了这一阶段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特点及其变动状况,阐明和验证了这样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分析指出,旨在协调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举措短期内将有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度,长期将对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结构的改善产生促进作用,从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     

家庭老龄化、消费结构与消费分层——基于CFPS2012的数据分析

随着家庭老龄化程度日益严峻,家庭消费分层和不平等也日渐突出。通过对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数据的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密切相关,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最低,在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等方面,远低于年轻家庭和混合家庭。而且,家庭老龄化程度越高,对消费不平等产生的效应也越强:一方面,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越多,家庭消费水平的下降速度就越快;另一方面,越是在高消费阶层的家庭中,家庭老龄化所造成的消费分层和不平等也就越大。这些方面的变化,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关怀。     

技术进步对湖北能源消费回报效应的估算

"回报效应"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但是在湖北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以2000~2012年湖北省经济能源消费数据为样本,对技术进步与湖北省能源消费之间是否存在回报效应这一命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在2000~2012年这段时间确实存在"回报效应",但是各年的能源消费回报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四个年度属于逆反回报效应,一个年度属于部分回报效应,八个年度属于过度存储回报效应。在对相关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好提高湖北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加快科技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深入宣传,提高人们节能意识。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我国政府支出对扩大农村消费的动态效应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到底会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再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本文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就1992-2006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1992-1994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1995-2006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且这种挤入效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来看我国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有效且必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对本国能源和环境产生直接作用,还对贸易伙伴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造成间接影响。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将有助于从全球维度上理解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准确界定中国在节能减排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冲击下,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小幅上升,并在2年后达到最大,但长期趋近于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表现为正向响应,而印度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显示上升和下降,体现出两者在外部冲击下具有异质响应特征。与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冲击将大幅提高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其影响程度大约为中国的6倍,可见美国在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国际传导渠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安徽省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通过检验安徽省1995²011年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安徽省经济增长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不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利用VAR模型分析得出: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比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大;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城镇居民消费都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消费也都有正向的冲击作用,但作用不强。     

我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究我国石油消费增长的原因,本文分别采用传统的能源经济分析方法和现代计量经济讨论我国石油消费与经济总量的互动关系。能源经济分析表明,石油消费强度和消费弹性等指标不能正确地描述我国石油消费与经济总量的互动关系;计量经济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和三次产业产值对石油消费具有较强的单向正影响;石油消费与三次产业构成综合均衡关系,第二、三产业的短期影响具有积累效应。     

增长引擎转换与经济波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本文通过构建结构化超级乘数模型,并基于矩阵谱分解方法分析内需能否替代外需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以及增长引擎转换带来的经济波动问题。理论研究表明：内需能否替代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取决于生产技术、分配关系、消费行为等;增长引擎转换产生的需求结构与增长率变化会通过生产体系导致净产出结构出现波动。经验研究显示：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大于出口的拉动效应,内需能够替代外需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增长引擎转换导致整体经济产生的波动程度在上升,但一旦增长引擎转换完成后,内需增长率的变化不会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较大波动。     

我国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要素供给视角的PVAR模型分析

税制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划分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和消费支出税的基础上,根据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税制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并从要素供给的视角探索了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税制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当前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持续抬升,使税制结构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羁绊。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应积极调整税制结构,有效降低税收负担,进一步释放要素供给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产业视角的北京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三次产业1980-2010年的数据,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北京市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北京市短期存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长期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因素分解结果说明生产效应是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则延缓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但生产效应明显大于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