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转换：“行政-市场-社会”动态分析框架

学界围绕地方政府处置社会风险议题提出了风险规避、风险转化与风险吸纳等研究视角,这些视角刻画了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以及采取的化解策略,但是缺少对社会风险治理的动态分析。在凤城县城关农贸市场空间置换过程中,政府分别采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治理社会风险,既能维持市场秩序又能保持市场活力。三种机制分别对应不同的合法性基础、治理对象与治理方式,同时在市场搬迁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这就从动态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地方政府治理社会风险的制度逻辑。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策略互动的动态演化视角

借由演化博弈的分析方法,引入中央政策的发布强度、治理主体的支付参数与行动策略等变量,运用协同治理的博弈均衡,构建决策临界曲线,讨论了中央政策的外生干预、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策略互动对社会治理均衡状态的共同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协同治理水平依赖于政策制定的最优水平、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组织的发育水平;而推进政府部门的行政体制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演化博弈方法突破了社会治理分析的静态逻辑,提供了一个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央政策干预通过改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决定着社会公共领域协同治理均衡的内在机制,描绘出社会协同治理的潜在演化路径。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

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内在的公共性、社会性、管理性等特质,决定了必须超越政府本位理念,树立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管理中,应渗透“人本、责任、服务“与“参与、互动、合作“的精神,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形成完整的公共管理观.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的互动剖析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对当前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都具有很大影响,也对价值判断、组织结构、公民社会、政治与民族关系,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公共管理日益成为管理新范式的今天,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也存在密切关系.宗教是影响社会乃至政府的因素之一,宗教带给每个人未来无穷尽的希望,能净化人们心灵,而且在维持社会稳定、全球事务方面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鼓励宗教进步,同时对宗教中的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加以限制,使宗教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宗教与公共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5.12汶川特大地震引发的思考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长期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官本位思想和等级、人治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治理中固有的特点。人的不完全理性加上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人类生活总是与危机事件相伴而生,地方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基层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结果的好坏中起到最直接的作用。通过教育,提高地方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宣传摆正群众的心态;通过沟通,实现干群的有效交流等措施,是消除负面影响,提升政府形象的有效手段。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ChatGPT技术的风险解构、防范措施及其治理范式转型——基于“嵌入—脱嵌”互动视角的分析

ChatGPT掀起的通用化转型趋势意味着技术风险的社会化,这对国家技术治理造成了新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任何技术都不是完美的,未雨绸缪地对其潜藏的社会风险进行防范,这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从波兰尼思想中提炼出“嵌入—脱嵌”互动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ChatGPT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ChatGPT运行“脱嵌”可能对社会造成算法逻辑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泛社会化风险等危害。对此,国家应承担庇护社会的职责,通过强化国家监管能力、推动企业积极履责、促成社会多元共治等手段加以防范,使ChatGPT“嵌入”社会并维持在“技术向善”的轨道上。ChatGPT的兴起预示着未来新技术将不断涌现,为应对这一趋势,相适应的国家治理能力亟需提升,应秉持全面性、安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原则,建构动态性的国家技术治理范式,在技术“脱嵌”与“嵌入”两个动向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公共治理中政策模拟研究与前瞻——基于二十年来重点文献的计量分析

政策模拟是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手段之一,对探讨当代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政策动态机制和发展预测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对20年来国内外政策模拟研究的重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以期揭示公共治理领域政策模拟应用态势和前景。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政策模拟研究主要聚焦工具理性、治理范式、决策支持,其关联主题及应用领域广泛,具体使用方法趋于多元,同时,国内外研究在工具选择倾向、认知态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模拟为国内公共决策支持及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与社会科学模拟实验室建设,使公共政策模拟工具的现实应用发挥更大价值。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传统与现代:异质还是中和——多元视野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选择

关于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研究已经较为熟稔,但关于行政理念的研究还不是很完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因此研究行政行为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指导思想——行政理念着手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区别,并对其历史进行了考察,从历史考察中总结出了各自的弊端,最后通过善意的推定找到了二者中和的一个机制——治理理念,对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