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浅谈基督教在近代广东的医疗慈善事业

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有较大的发展规模。它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利用行医以传教是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近代西方社会变迁为教会医疗事业在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同时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现实又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述论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是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兴办的一项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显著的特色。论文探讨了近代教会女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阶段，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及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考察和初步研究，认为教会兴办女学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教会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对近代女学运动产生影响；教会女学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但不可能解放中国妇女     

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女子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藉医传教",在华创办了医疗卫生事业。因女性医务人员缺乏,教会开办女子医学教育。其最先以师授徒、医院附设学校的方式进行。20世纪初,教会女子医学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民国初年至2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后,教会医学院纷纷向中国当局立案注册,教会医学教育向专业化和本土化进一步发展。     

论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

教会教育，是目前研究近代中西关系史中较受关注的问题，但对教会女子教育，人们论及较少。本文试图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女子教育作一粗浅的分析。一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就来到中国，想在中国寻找西方“上帝”的臣民，利用耶稣基督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此他们用举办“文化事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等办法着手开发中国几千年近乎“空白”的女子教育。1840年英国人相让特小姐在宁波设立第一所女校，此为在中国设立的最早循教会女子学校①。随后，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诸如女子盲哑学校、圣经学校、师范学校、中小学学校、医科学校…     

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以英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并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入中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中国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它们遂成为这一时期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主体,位于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上海的麦伦书院即为其代表。这类教会中等教育学校既沿袭了马礼逊所创立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基本模式,又继承了英国公学教育的某些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代表的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促进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20年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

近代东北基督教传播在经历外部时代转轨和内部社会变革合流双重冲击下,逐步自觉踏入中国化轨道,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并且自身也经历了中国化.但是由于其根本性落后本质,其传播嬗变过程处于不断转变中,其结果是在外部因素和自身作用双重推动下导致西方背景教会退出中国,本土化教会掀起本色化运动.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推动下产生,基督教一直维护其顽固的精神统治,中华民族精神在其中经历了两者之间排斥、融通之后逐渐繁荣滋长,引发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世俗化、学术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本身说明处于弱势仍可生长,不同“道”之间能够且必须相容,精神文化是多元共生的。同时,也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学术话语霸权背景下的中国大学发展提供了原理性启示。     

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西方教会在华创办高校对中国高教及现代化的影响——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各类学校曾一度被认为是对华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工具和手段,而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是如果以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高教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及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高等院校,它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辉煌一时.圣约翰大学的盛衰历程是西方教会在华创办高校命运的一个缩影.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办报动机辨析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密不可分。从内容上看,传教士所办报刊整体上虽然宗教性内容并不多,而是以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及西学西政等世俗知识为主,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办报的传教动机,这是他们在中国这一特殊的非基督教国家中采取的一种传教策略。同时,基督教近代在华的传播史,是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也使传教士出版报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侵略”的色彩。     

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922年，他作为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来到中国，标志着法国对中国教会保教权的终止，揭开了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序幕。刚恒毅在华期间，提倡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促进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作为一个扬名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把中国的艺术引入到天主教会，无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刚恒毅原名C…     

晚清教会女子教育

伴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新教传教士相继在华兴办教会女子学校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训练妇女基督教徒与神职人员。随着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作为教会传教事业组成部分的教会女子学校成为教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女子学校虽是西方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载体,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湘雅医学院与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

近代中国新医学的传入与在华的基督教会密不可分。以湘雅之首创者胡美(Edward.Hicks.Hume)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不光培养了近代医学人才,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更重要的帮助人们树立起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和文明观念。体现中外合作精神的湘雅医学院对湖南,对中国社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扩大到了公共卫生、妇女解放及近代化等方面。     

对近代中国医院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近代医院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近代某一医院的个体研究,体现在教会医院和非教会医院两个方面;群体研究主要是对数个医院的状况进行研究,体现在总体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然而,近代医院史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相关不足,如理论的运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方面。总之,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与不足方能推动我国近代医院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试论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师资

近代中国随着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教育学科的师资队伍形成了它自身的特色.如师资从牧师兼职逐渐发展到专业教师,从洋化、宗教化走向中国化、世俗化,师资来源多样化等.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在许多方面开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学科的风气之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研究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师资,目的是为当代教育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与社会工作

鸦片战争中,西方教会在华获得了传教权,其为传教而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创办直接促成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出现,而社会工作教育又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中国近代邮政史研究状况综述——以近年来硕士论文为例

近年来,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集中体现为众多以此为选题的硕博士论文的出现。本文从大陆与台湾地区一些硕士论文的写作时间、选题的角度、征引史料的情况等方面来看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状况,并还从中国近代邮政近代化与地区性邮政史两个研究角度对相关硕士论文进行具体分析与评述。虽然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亦有众多的不足之处。总之,硕士论文在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代美国教会大学在中美教育交流中的意义探微

近代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创办和发展,既是一种文化渗透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又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保守落后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美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留学运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人才培养,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