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孟子》“去之”解

通过全面考察古代军制以及"去"词义发展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以及分析杨伯峻所依据的旧注,可以看出"去之"应为"杀之"之义。从而否定了郝敬、杨伯峻等"开除他"的注释。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     

君子之仁——《孟子》"君子远庖厨"义辨析

"君子远庖厨"作为《孟子》书中的一句话,具有可以丰富展开的义理空间,并使得孟子、儒家的许多思想得到进一步确认。首先,"君子远庖厨"作为君子之"仁心"当下发动的自然结果,具有其纯善无伪的特性,正因为如此,作为孟子口中的一种"仁术","君子远庖厨"才得以成其为预养仁心的方法,而不致戕害其本心之仁。其次,"仁"与礼义的关系也存在于"君子远庖厨"这种精炼的表述中,这一层义理虽然在孟子处引而不发,但却被儒家传统所认同,且被后世理学所发扬。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左传》“君子曰”与“君子谓”辨析

《左传》叙事,往往夹叙夹议,并经常用“君子曰”与“君子谓”等形式直接议论.由于“君子谓”与“君子曰”在评论模式上很相似,所以往往被认为是“君子曰”的变格,并且与“君子曰”不加区别,一概而论.实际上,“君子曰”与“君子谓”在格式和语气及评价角度上有明显不同,二者在评价人物事件时有明确分工,不宜将二者等量齐观.     

论《大学》中的人格境界——以《大学》“三纲”、“八目”为准绳

以《大学》"三纲"、"八目"为标准,可以发现《大学》所提及的小人、民、人、君子、贤人、仁人和圣人等属于逐步提升的人格境界。小人、民达不到"三纲"的标准,民是"明德""萌而未发"之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明德"已发而未发,可能处在"格致正诚"的阶段之中,但是还达不到"修身"境地之人;君子能"明明德"、"亲民",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贤人有德有才,能够"治国",且能坚守与实践仁德,但达不到"止于至善"而"平天下"的理想境地;仁人、圣人属于完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尤其是圣人,能"止于至善"而"平天下"。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解

"君子""小人"在《论语》同一章出现时,往往构成对比,"君子"行为一般为正面,而"小人"行为则往往为反面。"君子怀刑"之"刑"当释为"刑罚、法度";"小人怀惠"之"惠"当是"慧"字之假借,取"巧慧、慧黠"之义。故"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解为:"君子思念刑法,小人思念巧慧,欲缘巧慧逃避刑法以自利。"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论语》的“君子”论

《论语》是一部统领中国思想界几千年的著作 ,其中关于君子的论述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语言发展到今天 ,“君子”这一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从《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入手 ,力求探究君子的本来“面目”。文章认为 ,《论语》对君子这一角色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即必须做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     

中西诠释思想之比较——以孟子及阿斯特等人为例

如果以西方诠释学作为参照,那么,共有两类诠释方法隐含于孟子思想之中.简言之,他的"以意逆志"说与阿斯特的诠释学接近,"知人论世"说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则与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雷同.不过,若把孟子的诠释思想与加达默尔诠释学予以比较,我们将看到,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缺乏有效沟通的前提.阿斯特等个案说明,虽然同为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却非所有西方诠释学都不具备与中国诠释思想的可比性,中西诠释思想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竹简《五行》与《孟子》诗学之比较——兼论思孟学派的问题

郭店竹简儒家著作的出土填补了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家思想的空白。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与思孟学派有密切关系。本文通过比较竹简《五行》篇与《孟子》中的诗学,发现二者的进学方法与所习经典均有差别,应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思孟学派是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个不同的儒家支派的合称,这种看法更符合事实。二者的区别也反映出先秦诗学的不同发展阶段。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易经》中的“小人”观

《易经》最早使用小人一词。古经爻辞指出小人具有见识浅陋,没有主见,不知进退,恃壮凌人,革面顺上等特点。《易传》则上升到道德层面,提出小人是不守礼法、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据此,《易经》告诫人们要小人勿用,远离小人,对小人保持不恶而严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刻,还要果敢地去除小人,这样才能天自佑之,吉无不利。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孟子》的“其”

本文对先秦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孟子》中的“其”作穷尽性的描述，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与《论语》中的“其”作比较，为充分研究先秦汉语的“其”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