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唐代的书法与唐诗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各显异彩 ,延世久长 ,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实为密切的联系 ,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 ;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 ;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 ,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     

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朝衡交往述论

在唐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几百年中,除去官方的外交往来,日本来使与唐朝诗人也频繁往来。遣唐使团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诗人,来华一住就往往长达数年,他们有较多的机会与唐朝诗人交往,相互唱和,研讨诗艺,成为朋友,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日本遣唐使朝衡结下的友谊堪称典范。朝衡在华生活了整整54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备受厚遇的同时,与唐朝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主要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它们在以音乐服务于朝廷的职能之外,还兼有汇集和传播唐代诗歌的作用,它有助于诗人传名,鼓励诗人努力创制合乐诗歌,并为唐诗的后世流传奠定了音乐基础。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对唐诗的认识及其意义

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通过对唐代诗人的评析，表现出对唐诗“初、盛、中、晚”分期的认识，是明人高木秉所言唐诗“初、盛、中、晚”阶段论的先声与桥梁；在对这些唐代诗人的评析中，元好问不仅准确评价了具体诗人的特点与得失，还从整体上表明了唐诗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具有一种唐诗发展史的意义。这些对唐代诗歌的评价，充分展示了元好问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独到眼光，以及博识、智慧的评价风格。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论唐代画诗沟通中的几个美学问题

唐代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不仅激起众多诗人的欣赏热情,进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题画、咏画诗,扩大了唐诗的表现领域,更重要的是画与诗沟通交融,促进了诗人审美观的变新,在诗歌表现艺术方面,也有新的追求。本文以宏观的视野,着重探讨唐代画与诗的沟通中,画境、形神兼备、风骨等美学观对诗人的巨大影响,从而促进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注重创造浓郁的画境,描摹的生动传神,以及自觉地追求刚健挺拔的风骨。这对唐诗的繁荣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论《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

《极玄集》是唐代诗人姚合选唐人诗歌的集子 ,是唐人选唐诗的重要诗集。诗人选诗 ,自有其学识与标准。姚合选诗重大历时代 ,风格重清幽淡雅悲凉 ,体裁以五律为主 ,题材以送别交往为主。《极玄集》的这些选诗标准深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 ,又反映了盛唐之后士子文人的创作心态、人生价值等 ,并对后世诗选及诗人创作等产生深远影响。     

从唐诗看唐朝赴蕃使臣

唐蕃之间在长期的交往中时战时和,关系复杂,在走向和解的道路上来往于唐蕃之间的使臣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诗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唐朝赴蕃使臣的内容,这给我们了解唐蕃关系提供了佐证。     

略论唐诗处理历史题材的三种模式

唐代诗人继承唐以前诗歌融合历史素材的手法,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诗人善于选择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历史情境式等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建构历史要素,使历史成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或局部结构,以此达到史在形式上向诗歌的转化。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受到史传文体样式的影响,是史与诗文体结合的产物;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是更具诗歌艺术传统样式的文本模式。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了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证明唐代诗人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从图式理论看唐代杜牧诗《清明》的英译本

将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研究,以唐代杜牧诗《清明》为例,具体阐释图式理论在唐诗英译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唐代小说中的诗人群像

唐代文言小说是诗歌时代的小说。唐代小说在进行人物个性化塑造时 ,特别强调他们的诗才 ,不论是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或是次要人物 ,他们大都是敏捷的诗人 ,是诗人的化身。在这多层次、多类型的诗人形象中 ,有前代和当代实有之诗人 ,有虚构的诗人 ,有歌妓婢妾、宫女嫔妃 ,有神仙方士、有鬼魂精怪等 ,它们成为了唐代小说中最光彩夺目、最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充分反映了唐诗文化对唐代文言小说的影响和渗透 ,唐代小说是唐代气象的又一载体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译者的主体性分析孟浩然《春晓》的英译

翻译活动是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交际和交往活动,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更不可忽略.从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诗<春晓>的十种译本着手,可对译者的主体性,即先在性、创造性、个性、心理、审美观等展开深入探讨及理性思考.只有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认识,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生机,使译作的艺术生命力永不衰竭.     

论唐代对外交往诗歌的文化意义

作为唐王朝与四邻交往的直接产物,唐代对外交往诗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反映了唐王朝所开展的积极主动的外交在有效维护边防安全、密切与周边诸邻的友好往来及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东亚各族积极主动学习先进唐文化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新罗、日本等国所受唐文化之沾溉。除此之外,有唐三百年国势之盛衰变迁及其对于文人心理的深刻影响,也在此类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唐代中国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时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长征的今天,研究唐代中国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唐朝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盛况空前的.这种交流的盛况,首先表现在唐朝政府与亚州各国政府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政府间的交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对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唐朝政府与亚州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使臣的往来和留学生的派遣.     

浅析唐诗中的“别鹤”意象

中国古代对鹤的描写始于鹤鸣,先秦文献记载认为鹤鸣有求友引朋之意。后来蔡邕的《琴操》与鹤意象相结合,形成了表达夫妻分离的“别鹤”意象。唐代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便利的交通使诗人离别逐渐常态化,唐诗中“别鹤”意象过渡为友人离别。唐代诗人整体更积极入世,被贬谪的情况也更常见,使诗歌的情感在传统离别之情外增添了知识分子“仕”和“隐”的人生抉择之苦,深化了别鹤意象。文人们敏感地在“羁鹤”与“困士”中建立同构对应关系,逐渐形成了鹤悲情结。文人在鹤悲情结中产生了对生命的喟叹,对命运无常的拷问和对生命有限性与追求的无限性之矛盾的思索,让诗歌中的鹤悲情结上升到哲学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