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的新拓展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既有继承,又有新的拓展.其继承的是儒家政教文学观,其新拓展的是审美文学观.后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二是追求华美的文采;三是对诗歌声律等创作技巧的倡导和实践.总体上对文学持审美观照的态度.三曹的文学观念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捩作用,对于后世的文学观念影响较大.     

儒道身体观的生态智慧

身体观是探索儒道生态智慧的新切口。生态视域下,儒家有着“身以爱物”的身体观,将关爱自然视为人们履践道德责任的重要环节与修身律己的内在要求。道家怀有“守身自然”的身体观,认为人应以“道法自然”的原则在持守自然之身的同时也尊重、顺应自然。从身体观出发,儒道提出了生态问题下“救”与“观”的不同智慧,儒家主张身体力行挽救生态危机,将仁与善推扩至自然,而道家主张审慎行动,从人与自然整体性存在的高度对情境进行客观的认识与评判。儒道身体观的生态智慧为当今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与应对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杜牧攻讦元白诗的儒家思想立场及意义

杜牧在《李府君墓志铭》中对元白诗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元白的元和体诗歌。杜牧出于纯粹的儒家思想立场,指出元白的元和体诗歌在内容上多"淫言媟语",在格调上显得"纤艳不逞",认为这对士风的影响非常恶劣。杜牧注重在诗文中体现儒家学识,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批评继承和彰显了有唐一代的儒家诗观,对于晚唐诗风的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兼谈庄子语言观的意义

文学的自觉并不意味着整个文学领域瞬间的和永久性的彻悟,它呈现为一个充满曲折和反复的漫长过程。文学的自觉首先意味着对文学本质和审美特性的深刻认识,其与人的自觉和语言观的进步密切相关,文学自觉的过程是诗由史复归于诗,即文学和文学观从作为史官文化代表的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也是语言复归于人和人思想的工具的过程,这正是庄子语言观的意义所在。诗的复归从庄子开始,文学的自觉过程尚在继续。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文赋》与儒家文学观

陆机从小就"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文赋》中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学观却一直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学界附会玄学时代潮流、片面理解儒家文学观的结果所致。     

论宋末遗民诗人林景熙的思想

宋末遗民诗人林景熙受儒家和道家影响极深,但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济世之心志,儒家文学观。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试论汉人的文学分类观

文章对扬雄、班固等人的文学分类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据作品所含政教意义的大小、多少或有无分类,而不是像后世人和现代人一样根据作品的题材、形式、风格等其他标准分类,这表现出儒家诗学对汉代文学分类观念的巨大影响。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论皮日休“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观

“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不是个别观点,而是皮日休整体文学观的一个表征。这个文学观,由文学理想论、文学作用论、文学批评与创作论等三个分支组成,是皮日休作为唐末新儒家承前启后的中介人物在追踪并摹仿韩愈过程中形成的。三者散而为文学观的不同支点与不同侧面,合则为整体的文学观。皮日休的文学创作就在这种文学观中展开,而他的政治活动,乃至生平,也都在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完成。     

孟浩然陶渊明仕进思想之比较

孟浩然陶渊明在古代文学史上虽然被称为隐逸诗人 ,但实际上二人的仕进思想较为强烈。就二人仕进思想的特点而言 ,孟浩然具有恒定性和痴迷性 ,陶渊明具有随遇而改性和达观性。就二人仕进思想的形成而言 ,主要是受了儒家仕进观的影响     

阮籍、陶渊明诗风形成的异同——有感于丹纳的《艺术哲学》三要素说

阮、陶代表的民族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充分显示了儒家民族精神的理想品质。他们展示给后人的高蹈尘世的道家精神追求，其实只是掩饰儒家社会价值失落的悲情幌子。阮籍主要生活于曹魏时代，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燕赵悲歌的慷慨之气是北方文学的一大特色。陶渊明生活于东晋。东晋偏安江左，受楚地文化影响明显。纤丽平和的情感是南方文学的特色。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两个方面的时代因素对阮、陶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论刘禹锡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刘禹锡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方面，揭示了他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并进一步探讨了他对子政治与文学二者关系问题的理论见解。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南朝声色与时代气象的构合——虞世南、褚亮、李百药诗歌综论

虞世南、褚亮、李百药三人所处基本相同的创作环境 ,承受着几乎相同的艺术文化风尚与文学传统 ,然而不同的生活遭际和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心理质素的差异和诗歌同中有异的艺术风貌 ,其诗风延承中的新变特色初步呈现出融合南北诗风以表现时代气象的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趋向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文源于道"是一个古老命题.根据对"道"的不同理解,各家形成了其相应的文学观.本文在比较易学、儒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指出庄子文学观的特质是根于无为、虚静的"境界"之"道",是源自动静与天地同流的"大化"之"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化"而入道,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物化文学观".物化文学观,重视文学的道缘与化境,破解文学的僵滞与现成.文学缘道而生,向道而化的本质决定了其重化、求真、尚正的本真品格.这也构成了庄子"物化"文学观与儒家"尚用"文学观及老子"法自然"文学观的区别所在.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