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作用日益加强,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相比,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决策参考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本文试图从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存在问题和不足入手,分析其原因,提出涉及七个方面的建议。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评价一个执政党的执政业绩,不仅要看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要看其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从党的十六大起,党中央就非常重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各地在实践中也创造出许多成功的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要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只有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决策中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同时又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公共决策、社会公示等新制度新机制的实行,使党和国家的决策更加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积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拆迁”、“打工”等社会热点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和谐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     

公共决策中的民意表达与整合

公共决策吸纳民意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然而,民意本身及其表达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表达的效度及决策的科学性造成一定的影响。要合理运用和整合民意,还应从政府决策方式以及体制机制人手,进行系统深入的思维改造和行为变革。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英文)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决策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新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决策体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决策体制改革，成功应对了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转变。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     

股东和地方政府共同影响下的企业决策模型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众多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和行政垄断特权,其出于社会目标动机和政治业绩动机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要求企业增加利润,为股东权益负责.企业在股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干预下,决策时面临利润与产出之间的权衡,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股东和地方政府共同影响下的企业决策模型.通过建立股东和地方政府共同干预下的企业决策模型,求解分析可知,企业在实现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过程中,股东和地方政府两个因素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投资、最优资本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均存在影响.     

“不可行性论证”问题刍议

政府决策无不面临利益扭曲、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等致偏因素,再加上中国自身特殊国情,迫切需要在＂可行性论证＂的同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相辅相成。为此,要大力促进＂不可行性论证＂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可行性论证＂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要避免议而不决,避免矛盾分裂,维护领导形象。＂不可行性论证＂不是万能药,实现科学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建立决策回避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加强决策监督等等。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新媒介和决策过程

如果能够实现共用天线电视系统(CATV)、字符图形电话呼叫信息网络、以多种文字广播为代表的新媒介和以不同机种的计算机通信等为基础的高度信息通信系统(INS),社会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政治的决策过程也不得不做相应改变.对决策过程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格雷厄姆·T.艾利森.过去一直采用的决策过程基本概念模式是"合理行为者"模式,如为了说明政府的行为,政府就要分析当时要达到什么目的,根据这种目的采取什么行动是合理的,这就象在说明、预测人的行为时以合乎目的的选择为前提一样,对政府的决定     

高速公路收费行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创新问题

在构建文明和谐高速公路收费行业的进程中,如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发展理念,如何提高高等级公路收费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高速公路收费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担负着重要使命.思想政治工作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改进创新是当务之急.当前必须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创新上动脑筋、想办法,建立符合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符合人的思想行为变化特点,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易于指导实践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论领导与法治

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适当处理好这一关系,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实现决策的系统化、科学化,使行政领导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研究领导与法制的基础上,提出领导者在逐步实现由传统领导观念、领导方式向以法治国的观念与方式转变过程中要解决的几个观念问题,论证了领导行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制监督之间的关系。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企业是否负有社会责任?

长久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最近,随着企业金融市场趋势的增强,对于这个题目的讨论也更具迫切性.企业以"股东价值"为定向的决策调整似乎没有给不以盈利为定向的决策留有余地.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企业是否负有社会责任"这个问题:(1)企业作决策的时候是否关注社会责任;(2)在何种条件下企业会关注社会责任;(3)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对于通过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就可以实现社会对企业行为的要求这种观点,本文予以反驳.     

政策领导:界定、运行与反思

领导是领导科学的核心内容,而政策、决策是领导活动的中心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决策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政府不可以再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不再是公共决策的唯一主体,不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政府应当改进怎样的一种领导方式,以顺应这种潮流,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所在。     

适应形势，建立科学化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调研报告

广州市海珠区作为广州的中心城区,如何更好地适应新一轮社会变革,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当前海珠区社会管理的主要问题来自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方式、客体和主体这五个方面的“还不完全适应”,应以科学的理念、完善的机制、全面的体系等创新当前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人性化、制度化水平。     

证券投资者的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引发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部分发端于政府调控市场的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面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证券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着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探讨投资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分析其心理情结,需要对证券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有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行为决策的属性界定和过程揭示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建构这样的分析框架很重要,它可以让投资者明了自己的投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情结,可以提醒政府关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投资者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贯穿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始终,我们有必要围绕市场价格波动分别对投资者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情结及其行为效用等展开探讨.     

论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及政府责任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提升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当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民工若想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制度化参与渠道.显然,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化规范需要政府来制定,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和民间组织等也需要政府来引导.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离不开积极的农民工主体,也离不开政府积极履行其管理和引导责任.在政府还权于民的政治环境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责任意识的提升和解决思路的创新.     

中国特色互助社会:历史溯源与现代建构

借鉴中西方互助文化及17、18世纪至今的300-400年的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西方互助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分立制衡的二元文化及中国基于集体主义统一和有效治理的一元文化.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现代新型互助社会,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其路径为从人的集体到物的合作,从微观个体互助行为到建立中观互助组织再到形成宏观互助共同体/福利经济体;其依靠传统互助逻辑根基,以各类互助组织为本体,通过联合社工机构/企业等多元力量,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资源,结合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规则、法律契约等外生信用手段,公益、慈善、合作等理念,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将其规范化、制度化,以满足人民低成本生产、供销和生活的需要.     

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制度创新是可持续发展和行政科学决策的保障

一、广州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行政决策必须科学化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而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为，政府的错误决策或错误的政策导向往往是造成环境破坏和不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政府权力垄断领域，如城市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城市规划等领域，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以广州的城市建设为例，尽管自改……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表明,公共信息在政府做社会风险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风险决策是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根据所获得的各种社会风险公共信息,排除社会风险决策所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做出最终决定的过程。社会风险管理中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对政府提前预防、有效规避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充分发挥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才能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突发社会风险时的决策作用,有效规避社会风险。本文对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社会风险决策中的价值表现及其运用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