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国学"与近代神道学关系的研究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时期"神道研究"如何兴起进行了考证,通过整理、分析日本明治时期进行"神道学"兴起以及发展脉络,他认为传统"国学史"的神道研究,是在传统性的"国学"系的学问的基础上,导入了近代以后"哲学"的学问给予了刺激的结果.藤田大诚还论证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指出大正时期的"近代神道学"成立的前提,是以"国体"的学问、同时排除"神道"的宗教性作为"近代国学"发展的根据,在强调日本固有之学这点上,日本近代"国学"与"神道学"具有一致性.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表象与位相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形象变迁,经历了从"实理之学"到"真儒之学"再到"正统之学"的历史转向。同时,朱子学也自一个外来的学问,被置于多重性的对立、对抗的格局下,逐步深入到日本学问的内核,最终转换为所谓的"日本朱子学"。正是江户时代的历史变革与时代危机,才成就了朱子学在日本不断更新、不断转型的命运,也实现了朱子学超越"国家"藩篱,成为东亚之学问的最大价值。     

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唯一:作为方法的闇斋派朱子学

朱子学对近世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斋派朱子学以朱子的理学为方法,对其固有的神道思想作理学的改造,赋予天人合一观念以新的含义,从而完成了从理学世界观向神学世界观的转变。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之兴盛及其原因

朱子学传入日本早期主要依附于佛禅思想之下,影响不大。其后受到德川政权的庇护脱离佛教并日渐兴盛,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学说,对日本政治、教育、社会风俗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江户时期朱子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适应了破除二元政治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是其实用性价值思想体系适应了德川幕府政权统治的需求;三是德川幕府的禁教、锁国政策的影响。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天皇制神国思想形成历程简论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其形成乃是受其灵魂载体神道神国思想所支配与支撑。天皇制神国思想也经历了古神话神道阶段、复古神道之国学、江户水户国体论、国家神道等诸形成历程,天皇制亦随之勃兴起伏而“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天皇制所谓“神道即皇道”的“神皇一统”之“国体的精华”的本质又决定其无不充满军事侵略性。     

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修养方法之比较

东方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问题的研究,而修养方法又是人生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即立足于修养方法展开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的比较。朱熹论人生修养方法,以“穷理”为始,以“居敬”为要,穷理工夫又有内外两个方面,朱熹更注意其内向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朱子学在修养方法上则分为两大阵营,以山崎暗斋为代表,极力倡导“居敬”,并于朱熹的重“心”以外,又发明了朱熹的重“身”因素;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力主“穷理”,并在实践中发挥“穷理”之精神。然而,日本此两大学派在“以修养入神道”方面又是殊途同归的     

日本阳明学的特点

明代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其东传日本之后,又与幕府统治下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阳明学。其注重人性、追求平等、强调实践的特点,使日本阳明学冲破了原有朱子学的桎梏,成为瓦解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促进了明治新时代的到来。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编目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该文简单介绍了图书编目工作的内容和作用 ,分析了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指出了编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是资源共享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同时文章结合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编目工作实际 ,阐明了编目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工作体会提出提高编目数据质量的一些设想及几点措施 ,扼要论述了编目工作的信息化发展方向     

古希腊审美主义的发生及价值维度--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

古希腊人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追求人的存在的超越和审美化人生,追求生命、灵魂的不朽和永恒,这一取向为古希腊审美主义的发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希腊哲人对人的存在处境和世界存在的理性反思,标举和谐、逻各斯、美和善作为一种终极价值,从而不断推进人和人的生活、人类社会的完满化及其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并依此对人生和社会意义进行哲学追求。前苏格拉底的审美价值形而上学为西方审美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价值维度。     

高校专业实验室建设及管理浅谈

文章论述了高校专业实验室的重要性和加强专业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必要性及意义，分析了当前高校专业实验室建设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三个问题：(1)实验室硬件设施陈旧落后，仪器设备采购不规范：(2)实验人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数量不足，知识老化，素质偏低，结构失衡；(3)实验室管理滞后、利用率低。根据多年实验室管理经验和广泛调研，结合实例就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儒道互补历史原因管窥——兼论道家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挑战

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既与人性结构模式中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统一密切相关,也有学说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通过制造关于圣人、经典和诗乐的神话,儒家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圣人经典的信仰敬畏变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百家之中,惟有道家通过彻底否定语言文字、圣人经典、君权政治等,对儒家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儒家谋取和维护话语霸权,与道家消解和挑战其地位的努力相生相伴、相反相成,深刻影响了士人心性和民族文化精神.     

从“用具”到“技术”——海德格尔此在的敞开与遮蔽思想流变解读

在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先驱式的人物。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用具"的分析构建出"此在"的在世方式,展现出"用具"在构建"此在"与世界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此在"在"操心"中直面"用具"而敞开自身进入真理之领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后期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对现代技术进行了批判,追问得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此种本质将世界解蔽为单一的向度,造成了"此在"的遮蔽,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这两个阶段,他分别使用了"用具"和"技术"两个概念,并指出两者是不一样的。"用具"和"技术"虽然指涉的对象一致,但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海德格尔展现出的是此在的敞开与遮蔽状态。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构建“疫情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厘清了“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渊源,界定了“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介绍了“疫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认为,“疫情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包括流行病学的学科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政府有关疫情政策文件以及百年来人们应对疫情的实践经验; “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可以定位为一门涉及多种门类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在疫情发生、发展、疫后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研究主线为疫情的管理、影响及机遇; “疫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的概念及其演进、疫情的危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疫情预防、疫情控制与管理、疫后经济发展特点与政策、应急产业发展与管理和疫情管理体制等; 创立“疫情经济学”学科,能够通过系统分析疫情来源,研究疫情防控措施,从而对疫情进行事前预控、事初急控、事中管控以及疫后经济恢复、疫情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本质、人的世界与哲学的力量

劳动以对象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诞生为前提,以内在的精神活动即思想为前提,劳动是外在化和客观化了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是劳动,是决定其他劳动的劳动,人是一种思想着的动物。哲学是思想的最高的、最彻底的和最纯粹的形态,思想规定了人的特殊存在方式,而哲学则规定了思想的存在方式。哲学活动的目标是要超越一切确定性、有限性而走向终极,追溯终极原因和认定终极意义,这决定了劳动的范围和劳动的目的。哲学还要反思自身和自我批判,其所具有的内在否定性,人因而能够突破种种限制而超越既定世界,不断创造出崭新的未来和理想天地。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最高"解释",这种解释塑造了改造世界的主体——人,奠定了人的内在世界,人内在的观念内涵决定了人外在地对世界的改造。文化世界是根据观念建立起来的,因观念的变化而提升和变化,哲学便是改变观念的活动,是改变个体心灵的活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哲学的力量是本源性的力量,人的日常行为和日常所思由其所派生。人的力量和意志来自于内在的思想,来自于内在的哲学认识和哲学信仰。     

鲁迅与陈独秀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

道教和道士思想是中国的国粹,陈独秀和鲁迅都洞明其弊,在文章书信中屡有针砭,且带有各自的特色。陈独秀分析造成义和拳的五种原因,把道教排在第一,认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道士所造的迷信邪说的结晶;但这一思想在建党以后发生了变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要比陈更加深广,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更加坚持不懈,他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要害。以科学代宗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和遥远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