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桂林和邵荃麟相处的日子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和夏云在上海日寇牢里被关了一些日子。出狱之后,于一九四二年初回到浙江金华时,荃麟已从福建到了桂林。锡昌也在那里。我和夏云马上到桂林去,和荃麟又在桂林重逢。这次重逢,对我一生的工作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前此的五六年间,我一直搞政治,     

在桂林

不知不觉地过了湖南、广西两省交界,这一带到处是连绵的高原。不一会儿,火车驶入稍显开阔的平地,迅即抵达了桂林站。眼前,高耸着石壁城墙,桂林市区就在其中。我们进入石墙内,登上一段步步升高的坡路,来到一条由东北直通西南的大街的街口。乍一看,大有日本古城之感。幸子们的投宿的地方,是离这条大街的闹市很近的一间大旅馆。前面有柳树围绕的水池,隔池相望,是省政府主席黄某人的邸宅。那幢宽阔的旅馆,是原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党CC团首领)张励生住的,现在让给了她们妇女住。妇女们——于立群与幸子,乘坐郭沫若的     

论邵荃麟的文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邵荃麟是一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从四十年代始又长期担任我们党和国家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他的文艺主张,是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在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其高度的党性、战斗性和科学性。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邵荃瞬在以前曾深刻揭露与批判过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又直接地或改头换面地出现在文艺界。今天,在文艺界同时存在前进与踌躇,欢欣与忧虑,坚持与动摇,明朗与疑惧的多元化现象,并急需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深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我们来重温一下邵荃麟的一些主要文艺观点,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批判邵荃麟事件的再认识

对1964年《文艺报》批判邵荃麟的事件需要再认识,因为这里有许多未被揭破的真相。首先当时的批判者完全采取了强盗的逻辑,随便地嫁祸于人。其实邵荃麟根本没有提出过“中间人物”论的主张,即使他有过“现实主义深化”的只言片语,但也远没脱离当时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批判者所谓的深化及为其翻案者所谓的深化谐不存在。当年对邵荃麟的批判是“左”倾路线下,为了政治文化斗争中的需要,炮制的一起冤案。     

太平天国革命在桂林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清咸丰二年)4月18日至5月19日,围攻桂林之役,是太平天国起义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战争的经过比较曲折。在持续32天的时间里,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历经了大小水陆24战,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为后来的挥师北上北伐中原,攻取南京奠定了基础。关于桂林战役的一些问题,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作过很多考证研究,为后来者认识太平军围攻桂林之役作出了贡献。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深入研究围攻桂林之役,从各种文献,方志、论著、泰谕、书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在桂林

1938年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成为沟通重庆、香港和沦陷区的枢纽。我党利用蒋、桂间之矛盾,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于此开辟了国统区抗日政治文化运动的又一新据点。以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欧阳予倩、田汉、邵荃麟等为首的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先后云集桂林,使桂林的文化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并遂以“文化城”著称。就在当时的桂林文化城中,始终活跃着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生力军——年青的东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陈此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桂林

本文译自鹿地亘著《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中的第一章《成立反战同盟》(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到一九三九年九月)。     

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

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该厅第三处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特务组织,处长杨某是戴笠的亲信。该处以侦查其所谓异党分子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与李济深发生了不少矛盾。当时经我向李济深反映特务搜捕我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而请其救援的事就有好几宗,现列举其中二三事。     

聂绀弩在桂林

绀弩是1940年4月间应《力报》之聘编该报的副刊《新垦地》,由金华到桂林的。《力报》是由湖南邵阳迁来桂林的。当时的创办人张稚琴和总编辑欧阳敏讷考虑到一个新创办的报纸,要在象桂林这样的文化城争取读者,需要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副刊,这个副刊必须由一位著名作家来主持。他们设法找到张天翼,由张天翼辗转介绍绀弩去。抗日战争前绀弩在上海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以鲁迅先生为后援,成为当时著名的报纸副刊之一。他愿意去,《力报》当然是非常欢迎的。皖南事变前夕,整个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处心积虑地搞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仅仅由于蒋、桂之间的矛盾,桂林多少还保持     

在桂林的八年

(六) 再回桂林我于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后第一次流亡到香港。记得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化人有邹韬奋、沈雁冰、陈翰笙、张友渔、范长江、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沈志远、胡绳、夏衍、乔冠华、萨空了、徐伯昕、杨东莼、梁漱溟、廖沫沙、陈此生等人。金仲华早就到了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胡愈之则到了新加坡,就任陈嘉庚所主办的《南洋商报》的总编辑。香港沦陷后,我转道广州湾(湛     

回忆新中国剧社在桂林

苦中有乐新中国剧社是1941年开始在桂林建立的。剧社初建时期困难重重,我们过了好几年艰苦的生活。但在战斗中我们也受到教育,得到锻炼,而且在艰苦的生活中非常乐观,确实从心眼里感到高兴。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也受到了这股逆流的冲击。为了在形势进一步险恶时有一个回旋余地,党组织指示演剧队里的地下党员,聚合一批分驻在西南各地演剧队的骨干,在桂林创立一个以职业剧团面目出现的剧社。虽然当时在桂林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的李济深先生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也较开明,然而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我立刻就陪     

诗人戎昱在桂林逸事一则

唐大历年间,诗人戎昱流落桂州。当时的桂州刺史李昌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他,延请他当幕府。入桂前,戎昱寄寓湖南潭州。潭州刺史崔瓘介绍京兆尹李銮的女儿给他做妻子。李銮提出一个条件:戎昱的姓太生僻了,要改个姓氏。戎昱写了一首诗作答,中有“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之句,坚决拒绝高攀这门亲事。故戎在桂林时,仍是孑然一身。一天,李昌夔在家中宴请戎昱,席间唤出一个婢女侍酒,酒酣之中,戎昱流露出对这个婢女     

桂林在抗战时期中的特殊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处于特殊的地位。桂林能够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是由于周恩来总理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1936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了一个假抗日、真反蒋的“六一”运动,即所谓“两广事变”。结果,蒋介石出兵广东,陈济棠首先垮台,蒋继而欲进攻广西。这时,救国会派出杨东莼来到南宁联系李、白,支持广西的“抗日”运动;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先后抵达邕城,准备在南宁成立“抗日政府”。在面临军阀混战重演、民族危亡在夕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声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桂林石刻

“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这是人们对桂林石刻的赞誉。桂林石刻,分布在市内山岩名胜石壁上,多属摩崖。据不完全调查,桂林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从石刻时间来看,上起南朝,下至清代,以宋、清两代最多;从形式来看,有诗词、曲赋、对联、榜书、佛经、题名、题记等十多种;从内容来看,涉及到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     

桂林市民形象与桂林城市形象建设

城市形象建设是多方位的立体配套系统,市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文章论述了桂林市民形象与城市形象建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桂林市民形象建设的一些看法.在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初探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初探蔡定国飘扬的旗鲜红地写着人民的自由为着保卫和平而战①─—鹿地亘—鹿地亘翻开广西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笼罩在桂林上空的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人们可以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一个日本反战作家的名字─—鹿地亘；人们可以在不同...     

忆张锡昌同志在桂林

张锡昌同志于1980年6月19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锡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的言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思之令人感奋。1940年夏,锡昌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由浙东转移到广西桂林之后,我们长时间和他在一起,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很多帮助,在政治和思想上,从他那里受到不少教益。他留在广西桂林的时间,前后有七年之久,从事于国统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文化工作,许多事情现在还清晰浮现在我们眼前。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出版

抗战时期 ,有上千文化人在桂林从事抗日进步文化活动 ,在桂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爱国进步的精神财富。在 2 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和研究人员 ,编写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一书 ,近日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由魏华龄、李建平主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共计 60万字 ,收录了何香凝、柳亚子、李四光、郭沫若、梁漱溟、邹韬奋、徐悲鸿、茅盾、陈望道、李达、夏衍、巴金、高士其、胡愈文、田汉、胡风、吴晓邦、徐铸成等文化名人 1 1 5人 ,包括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