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雍与《诗经·关睢》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

近当代学术界在阐释《诗经·关雎》主旨方面,恋歌说和贺婚说颇为流行。依据周代金文文献和先秦礼仪制度,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驳,主张此篇当为歌颂夫妻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颂歌,本是专属于天子诸侯和其他特殊贵族的房中之乐。     

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儒家释义策略——以《诗经·关雎》为中心

<诗经>文本自身的审美性与其由"经"的地位而产生的政治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儒家在解释文本--尤其是文学性文本--时的主要任务.在对<关雎>的释读中,通过认定作者和调整诗歌重心这两个策略,文本中原有的以男女情爱为中心的个人体验被置换成了道德训诫.儒家的这种对文本的控制,对文本释义权的控制,实际上决定了对读者进入体验通道的控制,并最终决定了对读者体验取向的控制.这一释义策略最终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批评态度.     

《诗经·关雎》大义发微

《关雎》是《诗经》国风的第一篇、"诗经四始"之首,也是全部六经的起始。《关雎》从鸟兽虫鸣之声起兴,渐而进于人文礼乐的琴瑟钟鼓之声,体现了《孔子诗论》所谓"《关雎》之改"的诗教大义。从诗教的角度出发来读《关雎》,会发现求取淑女的过程虽然是全篇的主线,但男女德性的相逑才是核心。现代爱情注重"求",而古典夫妇之义关心德性之"逑"。从德性诗教出发,可以展开《韩诗外传》所谓"《关雎》之道"的天人一贯大义,和"《关雎》之事"的通古今之变大义。     

论《诗经》中的农事与祭祀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描述了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农事指耕耘、播种、管理、收获和贮藏等事宜.祭祀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超自然力的"神灵"的崇拜,是为了建立、维持或恢复人与"神"的良好关系而将物品进献给神灵的宗教仪式.农事是立国之本,祭祀为治国要政,农事和祭祀活动密不可分.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诗经·周南·关雎》中"流"、"芼"之通解

<周南·关雎>中"流"、"芼"二字,在<毛传>里训为"求"、"择".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毛亨之说的不妥于字无征,于文无理.认为"流"训为本义,"芼"解为以蔬菜伴祭,即"熟而荐之",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文章上看都更为合适.     

《诗经》学的传统

<诗经>学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既有积极、正确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一传统是现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既定现实,要认真继承其优秀的成分,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不断超越旧传统的支配,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新传统.     

《汉广》三家说探赜

《韩诗》认为,《汉广》是"悦人"之诗.前人大都认为这个表述与《毛诗序》"德广所及"说并不矛盾.但在详细考查三家《诗》遗说、特别是在对比《韩诗》另一篇"悦人"诗--《溱洧》之后,笔者发现,《韩诗》认为《汉广》诗反映了江汉合流之地的上古巫风;游女着"巫服",实即汉水之滨的女巫.她们以歌舞事神,其娱神的过程即是"悦人"的过程.《韩诗序》把《汉广》主旨概括为"悦人",实与《毛诗序》大不相同.     

论《诗经》的比喻和借代

在《诗经》中,比喻和借代是运用得最普遍的修辞方式,其作用十分重要而值得注意。本文主要论述了比喻、借代在创造新词,提高《诗经》的表达效果方面的特色。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诗经》中"将"字用法考析

"将"在<诗经>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象声词等多种词性,通过分别阐述它们在句中的词义和用法,考证"将"的本义,并探讨了它的本义和其它义项间存在的发展关系.     

略论朱淑真诗歌对《诗经》的接受

朱淑真是南宋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受到<诗经>的深刻影响.朱淑真对<诗经>的接受具体表现为:对<诗经>中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叛逆个性的继承;对<诗经>中写实的艺术手法、比兴手法及大量叠字、双声叠韵词的运用.     

论《诗经》中的复合型水意象

<诗经>中的水往往不是作为单独的意象出现,而是与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构成复合型意象.<诗经>中复合型水意象呈现出多种形态,与水结合在一起的物象有舟船、薪草、游鱼等.这类意象具有复杂的内涵,所寄寓的感情或喜或忧,有乐有哀.透视<诗经>中复合型水意象,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诗歌思想内容的理解,有助于把握人物不同的思想感情.     

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

"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是何休通过对<春秋>的归纳和阐发而提出的一种天人学说.这一学说从思想渊源和内涵而言,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言灾异而重人事的思想;从表述形式而言,则是受到了东汉社会普遍援引谶纬以说灾异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而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从精神实质而言,则是为了阐明人的行为与历史现实之向的因果关系,同时借助于天的意志对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作出批判,以期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历史秩序.     

《毛诗序》"后妃说"发微

<毛诗序>将<周南><召南>诸诗视为一个以歌咏"后妃之德"为主题的系统组诗.其"后妃"之义承继了"二南"诸诗原有颂美女性的主题和采诗入乐后的伦理教化之义,并加以创造性改造,构建了一套极具系统化、理想化的诗教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汉代后妃干政的现实政治和"主文谲谏"的学术转向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从《尚书·虞夏书》的"德治"到《论语》的"成于乐"

<尚书>中的"德治"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成于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思想的升华.<尚书>是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吕祖谦的《诗》学观

吕祖谦为南宋鸿儒,于<诗>学颇富造诣,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本文从<吕氏家塾读诗记>入手,论述了吕祖谦对<诗序>的批判,对毛、郑的驳正,意在廓清朱熹以来学者们对吕祖谦的偏见.     

从《诗经》看“西周铁器”说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依据《诗经》记载最早提出“西周铁器”说;以后他又对此予以检讨和修正,最终在史学界形成一般所认可的“春秋铁器”说。不过,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古籍进行综合分析,“西周铁器”说其实并不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