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的财政基础

清末,张之洞督鄂新政与湖北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张之洞督鄂时,湖北已经初步形成了“地方财办地方事”的地方财政,这是湖北新政的财政前提。新政期间,湖北近代商业的发展和张之洞的重税政策,使湖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不断为新政提供财源。但由于张之洞始终未建立起近代财政制度,尤其是预算制度,湖北财政的收支缺乏统筹规划,这对湖北新政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张之洞“振兴实业”夭折的原因

十九世纪末叶,正当李鸿章的北洋势力经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声威大见衰落之际,洋务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主持了“湖北新政”,以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举办文教设施,耸动朝野视听,造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局。其中,振兴实业又是这个“新政”的基础。在张之洞主持下,湖北出现了一批官办近代企业,主要     

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论《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

《新华文摘》１９９８年第２期转摘了《求是学刊》所载陶同同志的《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下称“陶文”）,１９９９年第 １１期又转摘了《湖北社会科学》所载尹良同志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评〈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下称“尹文”）。这两篇文章就“世界本原”问题发表了不同观点。陶文对“世界本原”问题从科学发展史角度进行考察后认为它是“具体科学——宇宙学研究的命题”,而“非哲学命题”,并明确提出“世界本来就无所谓什么本原不本原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的哲学”,“今天的人类哲学应当确立新的研究对 …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感兴趣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指导作用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观点,人们的看法就不同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历史哲学》这部著作的研究,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相比,究竟谁的观点更深刻呢? 诚然,如果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问题,列宁的摘要的确不如普列汉诺夫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那样首尾一贯、斐然可观。但是,如果把列宁的摘要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分析精微、见解卓越,在一些基本观点上远远超过了他。列宁从两个方面对《历史哲学》作了总的评价,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完整思想,即:就历史哲学关于历史问题的具体观点来说,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但是,与科学的历史观相比,却成了过时的东西。因此,我们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不能象在海滩上拾贝壳那样去拾取什么“经济事实”,而要按照恩格斯的指示,去揭示它所留下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列宁这一重要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涉及教育的篇章进行分析与归纳 ,并从教育的目的、手段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作了初步评述。     

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

马克思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概述”已由典型案例转变为普通个案的历史阐释反思——不足从“史”上升为“论”、难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更有对这一时期“一般历史哲学”沦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武器的现实警惕。马克思“历史哲学”从存在的历史性出发,立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定向,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规律,不仅升华了“历史概述”的时空界定,更构成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具体-总体”哲学。它在发展空间、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发展价值上的有益思考,为新时代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自觉。     

解读与阐发:文明话语下的天津近代化历程——“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的半个世纪中,天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洋务新政、北洋新政与天津城市史的研究,2013年11月8—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理论与现代化》编辑部等单     

全球化的"哲学"意义

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此大环境下哲学也面临新的课题。基于此,本刊刊发“哲学与全球化”为栏目的5篇文章,这是2006年11月26日~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日本哲学会主办、浙江树人大学东亚研究所承办的题为“21世纪的哲学课题———从东西问题与视点出发”的中日哲学论坛上的交流论文。这组文章分别从“全球化的‘哲学’意义”、“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论课题”、“全球化与共生思想”、“全球化与哲学的可能性”、“实践、文化与全球化———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等不同角度,探讨全球化与哲学的关系。开首篇为鹿島教授关于全球化对哲学的影响以及哲学的自我反省两个方面的论述,认为既要使哲学成为大众的哲学,也要从“哲学”的原本意义出发拓宽其内涵。这组文章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侧重点不同,对哲学教学与理论研究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论历史科学的总体构成体系(上)——《历史哲学》导论

历史与哲学不应当是绝缘的,而且它们本来就不是绝缘的。历史学的希腊语含义是“真理的探索者”;我国古代历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他试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性上抽象出历史的规律性来。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上面的,象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样,它无法揭示出历史存在和发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从生活维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反思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精神、原则与方法,从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生活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国务院侨办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性”等为代表的课题13项；出版了《生活哲学：探究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脉络——思维方式的历史研究》、《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合著)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立场》、《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组四篇)、《生活哲学的对象与方法》、《论马克思生活观的理论支点》、《哲学：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等98篇,其中2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霍英东科研奖1项。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维度的观照下,以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为参照,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境况,透析“政治生活”的哲学本质,着力于国家权力结构、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制度伦理的研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律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政治制度伦理研究”等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了《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制度伦理基本问题研究导论》、《通向中国现代化之路》、《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行政》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伦理旨趣》、《论政治制度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等论文81篇；其中18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项。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宗教哲学其学术特点是：系统、深入地探究宗教的本质与功能、宗教思维方式、宗教伦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科学等重大的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以传统宗教为切入点,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渊源、流变及其特征,研究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异域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激荡、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所保持的文化个性；对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等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宗教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探究与辨析,深入考量各种宗教思想文化在相互激荡中存异求同的特殊机制与条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源流、演变及现代转化之研究”、“华人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等省部级课题11项；出版了《宗教与文化》、《宗教现象的文化学分析》、《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从“神本”到“君本”》,《东南亚华人华侨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宽容：一种生存方式——以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存实践为例》等论文97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项。其学术特点是：着力于《资本论》研究；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关系之考察；尤其重要的是以华人家族企业为研有对象形成研究领域。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基本原理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项；     

张之洞与清末新学制的制定

教育体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 ,在此过程中 ,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张之洞在湖北学制的基础上 ,仿照日本学制 ,制定了一个全国性的新学制 ,即“癸卯学制” ,以此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系及其理论意义

《克罗茨纳赫笔记》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露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头足倒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史实支持,使其从思想发展的内在角度确证了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法”的合理性,从而为其思想转变补充了除《莱茵报》“物质利益的苦恼”和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法”的影响之外的重要环节——深入到历史研究、实现思想之内在转变的环节。同时,由于马克思在这一历史研究中不断体认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事实,并基于这种认识而逐渐转向市民社会批判,因此,《克罗茨纳赫笔记》也构成其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观念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重申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并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哲学,而是从经济、哲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的批判,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虽然柯尔施没有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具体性的解释,但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清政府“工商立国”提供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于是,晚清新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修律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在晚清“挽回利权”、“先定商律”思想的指导下,1904年《公司律》出台.虽然这部中国立法史上的首部公司法“顾草创之始,难语完备”,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     

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完型

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观点。近几年来陆续有人著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周玉燕、吴德勤两同志通过对“道”这一概念的发展与演变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道家思想为哲学根据的儒家纲常名教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历史”(见《哲学研究》86年第9期《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陈鼓应先生通过对中国哲学从先秦至宋明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得出了“中国哲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从历史哲学到历史神学——汤因比历史观念的演进及其实质

多年来,学术界对汤因比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他的多元的总体史观或“挑战——应战”的解释模式。但这不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更不足以表明其思想的性质。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具有一个超越性的解释框架与根据,这种框架与根据体现了汤因比思想同信仰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了他的历史哲学的神学性质。汤因比思想从历史哲学到历史神学经历了两个阶段,其分界大体上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     

清朝两湖“南北分闱”与湖南人才之兴起

对中国近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本人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渊源关系上,作过较详尽的研究。本文拟对清朝在科举制度考试上实行“南北分闱”(湖北与湖南两省分开举行乡试)的改革及其与湖南人才兴起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