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创作和鲁迅传统

作为五四文学传统核心部分的鲁迅传统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的忠诚的继承和发扬。七月派作家们在创作中表现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关注、对民众潜力的挖掘的取向,都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文学传统和精神、脉搏紧密呼应着。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战时中国:现代中国形象完整呈现的开端

战时中国的形象不仅联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联系着中国作家“与时俱进”的心理。在异族铁蹄蹂躏下 ,在战争飘泊中 ,“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 ,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 ,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 ,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 ,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在文学史观上鲁迅、胡适均受进化论影响。鲁迅文学史观以天才面目出现,重个性、重精神,坚信文学启蒙、文学救国。胡适文学史观以平民面目出现,对贵族文学传统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方法论上鲁迅、胡适同承清代考据方法余泽:鲁迅对西方文学观念有一定借鉴,胡适则输入了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方法对接,形成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全新方法。     

不废江河万古流——对颠覆鲁迅者的颠覆

秉持公心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反思是一项严肃而庄重的学术工程。然而 ,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 ,近来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撰文情绪化地颠覆鲁迅。能对鲁迅说三道四、评头品足虽然是一种学术自由的表现 ,但学术自由是既有颠覆鲁迅者的自由 ,也有颠覆颠覆鲁迅者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土壤应该生长出枝繁叶茂的文化果实而不应该只是堆积文化垃圾。应该承认 ,鲁迅洞见中国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深度及其自由主体之存在的深度是 2 0世纪其他作家和当今那些以颠覆鲁迅为快意的作家们所不及的 ,因此 ,对于 2 1世纪中国文学而言 ,重要的不是怎样颠覆鲁迅 ,而是更深入地学习鲁迅并争取超越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