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安多藏区土司制度略论

安多藏区的土司制度主要可分为三类:即典型土司制、卫所土司制和僧纲土司制;并依据正史、地方志和家族谱等资料,分析和诠释了各类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     

安多藏区宗法文化形态分析

宗法文化在安多藏区亦有全面表现,涉及政权、教权、血缘传递、婚姻缔结、生养死葬等诸多方面。教权强化了政权和族权,政权保障了教权和族权,族权则延续了教权和政权。安多藏区的宗法文化体现出边缘性及混融性两个突出特点。     

浅析清代前期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政策

安多藏区有着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更具有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区域功能.文章通过对清代前期实施于此处的藏传佛教政策"威德"两方面的考察,可知其政策形式上虽然万端变化.但"宗旨"不变,即,便于其有效地管理藏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浅析清代前期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政策

安多藏区有着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更具有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区域功能。文章通过对清代前期实施于此处的藏传佛教政策"威德"两方面的考察,可知其政策形式上虽然万端变化,但"宗旨"不变,即,便于其有效地管理藏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仪式研究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是藏传佛教文化圈中比较独特的道教文化个案.文章依据笔者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对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四种宗教仪式进行了描述,并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简单分析.认为这些仪式是多种宗教文化整合的产物,是展示和延续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段.形成了人与文昌神之间的互惠关系.     

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创建与地方产业的关系

安多藏区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聚集的多种文化共存的有地方特色的地域。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传统的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很难为广大用户所熟知和利用,而网络则为这类知识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条件。文章主要论述了运用现代网络、数字化技术创建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必要性以及与地方产业的关系。     

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卓尼大寺是安多藏区一个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在推动、引领安多藏区文化以及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卓尼大寺的教育制度不仅影响着安多藏区的寺院教育,还影响着安多社会的发展和藏族文化的进步,因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论清代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

清雍正二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政府立即加强了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和管辖.至清朝中期乾隆朝期间,清政府在继续实行雍正朝政策的基础上,依据全国及青海地区的形势,对青海藏区社会实施了具有弹性的政策.文章依据相关史料,探讨了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方略.     

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以赤噶尤拉颇章为例

文昌神是道教信仰体系中的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普遍存在对文昌神的信仰，并且在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体系和文化现象。从人类学的视角，以赤噶尤拉颇章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查阅文献的方法，对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文化特征做一些探讨，颇有意义。     

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

北宋时期,安多藏族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各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在北宋经略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羁縻蕃部以制西夏,北宋朝廷大力加强与安多藏族诸部的茶马贸易,并且通过建立茶马场、设置管理机构、制定茶马价格及一系列法规,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正常运行。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不仅为汉藏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内地对安多藏族的经济、文化影响。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积粮备灾与明代吏治

积粮是救灾的物质基础.为积粮备灾,明政府不仅将预备仓积粮达标与否与地方官的考核、黜陟结合起来,而且采取了纳粟入监、纳粮任官、纳粮免考、纳米充吏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救灾钱粮的筹集,却给明代吏治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明代吏治制度探析

明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的手段上以及《大明律》表现出的重治朝臣的思想主张上得到反映,明初的立法思想在一些律学作品,如《明大诰》及王夫之的《噩梦》中也有所记载和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朱元璋的严法整饬吏治、重刑赃吏的思想。以史为鉴,明代治吏的某些做法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明代河洮岷地区藏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及其特点

藏族的国家认同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由外在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明代,中央政府通过在河洮岷地区实施卫所制度、分封与朝贡、茶马互市等军事、政治、经济政策,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在“国家”政治框架内,藏族群体在民族重构与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从建构过程来看,既有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也有藏族群体的自觉融入。由外在因素的推动最终内化为一种民族自发意识,体现出藏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自发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