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王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虽然有些离奇古怪,但其民族关系思想则比较理性,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一统”既是王莽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还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吻合。王莽既清楚“怀柔”的作用,也想以“怀柔”的手段去招徕和安抚少数民族。王莽从“一统”思想出发,试图“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辅立匈奴单于,以分化和瓦解匈奴,因遭到匈奴的强烈反对,辅立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尽管“一统”思想和“怀柔”思想的动机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但降王为侯、改换旧印、更名及随意封赏单于等做法,却偏离了王莽的主观愿望,结果激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众怒,并导致其民族政策归于失败。     

宗法礼制与王莽代汉

王莽是外戚,同时又是儒生;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统治思想,这是研究王莽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三个层面。王莽开初就是以“被服如儒生”的士人面目出现,继而凭借“五将十侯”的外戚权势,用“安定汉室”,“制礼作乐”相号召,因而赢得统治阶级和广大儒生阶层的拥戴,“卒成新都”。这原是史书明白记载的事实。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封建正统观点的作祟,王莽一直是个被扭曲的历史人物。科学地对待历史,特定的历史人物应该将他摆在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了解。应该实事求是地清还它的本来面目。现是,试以所谓“国统三绝”做主轴,略述王莽运用宗法礼制取代汉室的经过。     

王莽改制失败原因新论

<正> 王莽是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中一位难得的具有理想的特出人物。他是在稳操皇权之后,因“惬小汉家制度”,意在优化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不顾“贵因循而重(即难)改作”的施政传统,毅然决然进行改制的。王莽对汉制有因有革,他的行政作风乃至许多经济政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正> 王莽(公元前四五——公元二三年)靠着外戚势力、谶纬神学、权术阴谋,继四父而为大司马,由假皇帝做了真皇帝,建国号为“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了“禅让说”而得到了成功的人。“新”朝是一个短命王朝,比秦王朝(公元前二二一——二○七年)仅多存在了一年。王莽当了十五年皇帝,进行了十五年的改制。改制失败了,“新”朝也就灭亡了,所以,新室的速亡是王莽改制失败的直接结果。对于王莽改制的评价与新室灭亡的原因,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近来,又有不少同志著文,认为“王莽是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变法是一场悲剧”(《一九八一年秦汉史研究概况》,《新华文摘》1982年第3期)。本文想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王莽代汉的权变术

两汉之间,夹着一个王莽建立的新朝。由于王莽坐祚时间短促,新朝当世而亡,所以在封建史学家的笔下,王莽是一个“篡汉”的“乱臣贼子”,只附在《汉书》之中,给了一个“传”的位置;新朝在封建王朝体系的“正史”中也没有占应有的地位。实际上,王莽曾是两汉之际众所瞩目、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不仅完成了废汉立新的大业,并在南面称帝之后,实行全面改制,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历史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王莽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剖析王莽代汉的权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般情形,还可以透过这一历史现象,看到它怎样既是西汉末年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又具有王莽个人品格的特征。诚如恩格斯所说:“整个说来,在历史现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     

王莽新国号述论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古今学人多以为得自地名新都国或爵位新都侯。事实上,若进一步考察前汉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形势,联系王莽篡汉建新前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正统思想,则新国号,实取“新”字文义。王莽的成功,在于“新德”、“新”政;王莽的失败,竟也由于“新”政之乱政与“新”名号之乱名号。失败的改革往往比不改革的结果更坏,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世的教训。     

重探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

<正> 近几年来发表的讨论王莽改制评价问题的论著中,部分学者在论及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时,断言它“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产物”,“纯粹出于(王莽)个人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在这种观点看来,王莽改制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是王莽的个人欲望或是主观条件起了决定作用,倘若当时没有王莽这个人,也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制事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则天稽古”与汉新禅代

"则天稽古"是王莽受命改制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王莽一方面以天道为法则,另一方面细致考察古代事迹,并积极进行复古改制的实践。在中国文化里,"则天"与"稽古"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且都将古代经典奉为圭臬。王莽的复古措施是要将汉新禅代纳入历史语境之中,从而为新朝政权合法性之建构增加砝码。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但到了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经验与超验 --以孔子、康德和张世英、王元化为例

由康德哲学所开示的"经验"与"超验"的"二向度"致思理路是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中西思想文化、学术命意相对待的关捩所在.以此反观诸如王元化对黑格尔、卢梭的反思,张世英"新哲学"的"本体僭越",王国维"哲学之困"的致思根源等都会给人以启示意义.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