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评述

当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因历史学发展的不景气而惊叹“史学危机”时，法国的历史学却能够在学术界、文化界乃至社会生活中起着引人瞩目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还成为众多电视剧的历史顾问或历史专题节目的制作人，频频露面，深受欢迎。而当代法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年鉴学派占有主导地位。“从研究室到发行渠道，法国历史产品已几乎全为年鉴派所垄断，”“没有任何集团能在众多的领域都取得如此优势地位。”[1]这个学派不仅是法国的，而且已走向世界，并推动了欧美及亚洲许多国家历史学的发展。自19世纪中期起，在牛顿力学等旧自然科学基础上…     

“年鉴”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材料述评

这次学术讨论会实质上不外是“通过”“年鉴”学派认识历史科学在已届结束的20世纪内经历的那种发展的结果的一种尝试。 60—70年代在法国历史科学中起明显作用的“年鉴”学派,在最近40年内几乎同时是学术上探索和制定历史研究领域内新的分析原则和方法的公认中心。     

对“创造论”的历史性清算——评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理论》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马谢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批评?”、“创造与生产”、“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意识形态和历史”、“镜子与实在”等命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本文就其“什么是文学批评”、“创造与生产”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探讨     

主持人语:横看成岭侧成峰:发现当代史的多重面相

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     

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

法国年鉴学派已经走完六十多年的历程。当它于1929年草创之时,还只是西方史坛中“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经过三代学者不断的探索和奋斗,它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其影响所及,不仅推动了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学的方向。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所言:“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如果说实证主义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主流的话,那么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应当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法国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全面了解这种新史学,以期给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学科动因,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     

法国年鉴派模式的盛衰史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年鉴》杂志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反映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对“第三层次”(精冲状态)的研究兴趣。与《历史评论》相比,尽管《年鉴》杂志发表的人口统计史和社会     

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

也许政治学中“行为研究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个名词本身及其同义辞“政治行为”的含糊性。这种研究方法是不为重思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和道德学家所采用的。那么,它究意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否存在呢?     

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

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自本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育成长，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新颖独到的史学理论，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它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年鉴学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２０世纪初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观念的变革，都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年鉴学派的原则是“总体史观”。研究对象广泛，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综合了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把历史研究从政治、军事、外交史，扩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所不包广泛的研究范围中去，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     

历史与自由

在论证历史是怎么样的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历史是什么,它如何能够存在的。历史是荒诞的、残酷的、悲剧性的,还是滑稽可笑的?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抑或历史有其内在规律?历史是放纵胡为、赌博冒险的竞技场,还是决定论的原野?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历史时,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而哲学     

历史有什么用处

历史有什么用处?这个轻佻的责难常常令号称智慧的历史学家感到气恼,因为回答这个责难并不容易。二战期间,法国史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在用枪拯救祖国的自由的间隙,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为历史学辩护》,不知道是不     

斯宾格勒历史观与西方思想传统

实际存在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所理解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尽管历史学家在“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历史作出自己的描述和解释。虽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可能宣称自己所描述的历史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但历史本体与历史描述之间的裂缝仍然是明显的。特定意义上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作为巳然定型的存在,它是客观自足的,井不因任何外来因素而有所改变。相反,历史学     

近代哲学的世界观定位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

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显性的世界观定位取向,法国唯物主义者创造了无神论的自然图景,其历史学家则把社会改革纳入不间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完整系统的世界现,它唯一也是致命的缺点是其基础的精神实质,这与近代世界观发展的科学趋向相悖,它已经彻底完成,但它的不合适宜也达到了顶点;这一内在逻辑预示着彻底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深化,其基础是“物质一实践”或“实践一物质”,即马克思的“哲学—世界现”理论形态.     

论史学家与决策者

历史和历史学家在决策事务中能发挥恰当的作用吗?很明显,假如决策者感到不需要历史,或者说历史学家还不能辨明有用的往事,那么我们对经验教训的讨论便是徒费时光。那么,历史对决策者有所帮助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历史学说是决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吗?     

“历史之迷”的探求与“结构方程”的予言——李泽厚同志美学思想述评

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苦求索,李泽厚同志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许多新颖之见,精到之论,使人颇受启发。 一、美学的对象及范围:审美关系“轴心”说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对抗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决,并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决”,而且,当这“历史之迷”“解决”之后,“自然科学将使自己从属于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将从属于自然科学,成为同一科学”。马克思在1844年说的这“历史之迷”是指什么?“同一科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讨论新小说派

最近法国《费加罗文学报》上有三篇文章讨论了新小说派的问题,很能说明法国公众对这些作品的看法,现将这些文章的内容摘要介绍如下:《费加罗文学报》第917期(1963年11月14日)上刊登了多米尼克·日阿迈题为《1963年小说家玩的什么把戏?》一篇文章。文章一开始,作者提到远在他服兵役时,就有人教导他连最小的事也要问问“在哪里?”,“在何时?”,“什么?”,“怎样?”等问题。可是,对于这些无疑是太简单的疑问,1963年的作家也不能予以答复。不是缺少“在哪里?”,便是没有“什么?”,不是“怎样?”没有说清楚,便是“在何时?”没有讲明白。更不用问“是     

真理、权力、自我——与福柯的谈话

问:人们屡屡把你称为“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结构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你在法兰西学院的头衔是“思想体系史教授”。这说明了什么呢?     

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既是20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性质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历史学中关于历史评价方法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以下两个论题:第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需要不需要历史解释?第二,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历史观处于什么地位?深入探讨这两个论题的内涵,将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进一步理解.     

历史出了什么问题?

1939,历史学家内文斯(A.Nevins )忧伤地问道:“历史出了什么问题?”45年后,本德(T.Bender)滔滔不绝地重复了内文斯的悲叹,道出了他对历史研究四分五裂的状况、对历史记叙问题、特别是对史学家未能超出“职业界同行”的范围(从而接近读者)表示关注。但他提出的解决历史研究“危机”的办法比内文     

科学史研究的对象问题——科学史理论研究之二

一般地说,科学史就其对象而言就是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的科学。然而要真正地把握科学史研究的要旨,却需要弄清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历史”?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研究的整个内容就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     

论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及对策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趋势,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是,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它的主要标志是什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挑战?我们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求能对即将“入世”的我国经济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