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魂奔”叙事的古今异同

"魂奔"叙事作为"私奔"叙事的补充方式,不仅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同样也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魂奔"注重于表现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封建礼教压抑下中国人的欲望释放,同时也反映了知识界人文关怀的启蒙意识,它以青年男女敢于冲破道德底线为前提,放纵式地去描写婚恋自由的美好理想。因此,"魂奔"叙事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     

艺术的曲线与经济的轴线——也谈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

艺术既置根于物质生活的土壤之中,又翱翔于物质领域之上,既脱胎于物质社会的母体,又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其独特的个性。对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曾用科学的线条描绘出它的奇妙的运动形式,为我们研究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指出了门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     

上古男女社庙聚会习俗探源

在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记载中,先民于“社”地举行祭祀祈望农业丰收的同时,亦进行祷告人类自身蕃衍的奉祀活动,并最终用“会男女”的形式得以落实。祭社逐渐成为民众欢聚的一个节日,社庙也由神圣的宗教场所发展为男女青年的恋爱狂欢之地。     

精神家园的命脉──精神王国巡诊记

精神家园的命脉──精神王国巡诊记顿占民１说到中国眼下精神家园的现状，有人或以“乱”一字以蔽之，或以“人文精神崩溃”一言以叹之，或以“俗不可耐”而鄙视之，或以“只要有金钱和享乐足矣，精神何足挂齿”而漠视之．或以‘乱乃难免．乱后自治”的态度而旁观之。主张...     

解读《倾城之恋》

一对平凡男女的一场倾城之恋,火热的不是恋情,而是两人为维护各自益的对抗、较量。张爱玲认为人在恋爱中才是真实的,他们的表现揭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她长于通俗地演绎出人生不尽的悲凉。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狐狸精原型的文化阐释

文章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探讨狐魅的演化过程乃其文化内涵。在禹会涂山女的故事中，九尾白狐曾以图腾神而作涂山氏族的高神，并因此成为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其后，龙尾狐的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由于像图腾独特的神话形态中包含了先民对于多子多孙、后代昌盛的企望，使丸尾振成为一种瑞应，并在儒家典籍中被升高为具有“三德”的祥瑞之兽，但“淫”的特点被删除了。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狐狸精原型的主体内涵是“恋畏情结”，即男性对女性又爱恋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自我与人生、社会、文明的现代守望——中国现代游记的审美之思

中国现代游记是现代人基于现代意识的现代之思，不仅拓展了游记的地理空间和审视领域，而且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对自然、人生、社会都有新的发现和表达。现代游记中的“自我”个性鲜明，具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特色，忧患意识或隐或显成为其情感基调。现代游记或以物境见长，或以情境著称，或以意境取胜，自我、自然、社会于现代游记中交融交织，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先秦诸子之前“中和”观考释

夏代之前,"中"大致既与方位空间相关,暗中关联到夏代宫室结构与王权意识,也与中分、对称的意识相关,可能与住宅建筑、工具制造中的对称均衡原则暗合。而"和"可能主要表现为音乐演奏中不同乐器的谐和,这种谐和的形式犹未完全脱离巫风,可能亦含有"和天地人神"之意义。到了商代,"中和"之观念既包含了殷商之人彻地通天的意识,也表现了为求通天(含颂神之义)而进行的有秩序的乐舞活动。伴随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同步生成、发展的礼乐教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和"在夏商两代所具有的具象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从而使之包含了更丰富、更具抽象概括性且更加明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内涵。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在“不成体统的故事”背后——评王安忆的《三恋》

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杰作《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表面看来,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三部中篇小说讲的都是所谓“不成体统的故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写的都是我们社会所鄙弃的“婚外恋”;《小城之恋》写的则是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原始情欲的萌动、狂热到园寂,但透过这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作者有意识地把艺术的视角转向恋爱中人们的心态世界,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事物发展中的两种曲折

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曲折。一类曲折是事物前进运动所固有的周期形式,表现为新事物从旧事物中诞生出来时必然会遵循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其间会周期性地重复出现原来被否定阶段的某些特性和特征,仿佛是一种“回复”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

水晶先生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来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认为“凡是读到‘倾城’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祸国殃民的美人来,像是褒拟、姐己、和杨贵妃之类。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其构想思路,首先一定循着这一观点出发,是毋庸置议的。”《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红颜祸水式”的女人了。她浑身带着“杀气”。①但我却有一些疑问：其一,利用了倾城神话,是否必然地就会使主人公成为危险人物？其二,即使在倾城神话中,女人是祸水已成定论,但这一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价值给定的本身,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