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亚太国家和地区廉政治理比较研究——以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韩国为例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亚太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韩国廉政治理的比较研究,分析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法律和战略的特点与共性,为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反腐败机构独立性、法律制度完备性、教育针对性、预防专业性、惩治坚决性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廉政体系的共有要素,这为中国廉政治理带来了一定启示。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对“全景式”和“共景式”治理理论的分析

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和中国社会现状,探讨当下国家治理实践的困境,并对如何走出治理困境做出尝试性回答。从全景式理论审视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具有治理成本较低,自由度高等特征;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在共景式理论审视下,无论是对过往还是对现有的国家治理模式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由此看到,全景式理论描述的社会构成已开始解体,共景式理论所描述的社会构成为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面对社会转型的各种困境,探讨中国的国家治理的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包括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理念建设,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以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     

“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旨在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索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我们党两次以中央全会决定...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简

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说明了从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合理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治理的逻辑结构：理念上的源头治理-主体上的系统治理-机制上的综合治理和原则上的依法治理,据此指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层面;总结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服务性特点,并将社会工作参与治理概括为基础-服务型治理;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首先是政府理念的创新,社会工作群体则应该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要成果,以其明确的目标、范畴的全面和方式的严慎,实现了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在应对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主动性战略,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环节,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党建工作基础。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研究

国际领域围绕政党理论话语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研究是四个自信建设的要求,是大国形象建构的要求。提高中国政党理论的体系化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必备前提,剖析中国政党理论的政治智慧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关键之举,拓展中国政党交往的空间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快捷路径,建构话语传播体系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圆融之举。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略——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视角

在风险常态中,风险治理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研究已然成为治理研究的新趋向。在系统性风险社会中,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国家和地方治理,需要强化风险治理观。国际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风险治理理论与方法,通过梳理发现: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相关的分析范式主要有三种理论范式、五种方法范式和七种学科范式;相关的模式框架主要有RDTE理想型、RMDT信任性、ToR容忍性、PSEE包容性、IRGC系统性及其调适性风险治理模型;根据不同风险类型与战略目标形成了多种风险应对方法等。总体来看,国际理论方法对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或其他风险治理的启示借鉴主要有:一是参与和协商并重;二是沟通与回应并举;三是技术与政治并用;四是问责与激励并行;五是防控与经济并进。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视阈下设区的市立法权入宪研究

2018年我国宪法修正案第四十七条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从我国宪法发展史来看,设区的市立法权入宪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经历了1954年宪法制定和三次全文修改以及现行宪法的五次部分修改,才最终确立了设区的市立法权。设区的市立法权"入宪"的价值,一方面在于能够创新地方治理体系,优化国家治理结构,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依法治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另一方面的隐忧在于可能会产生地方立法质量参差不齐,滥用地方立法权以及变相扩张设区市行政权力的风险。因此,捋顺中央和地方宪法上的立法权构造,设计行之有效的地方立法评估体系,调适人大立法与行政立法的组合关系将是未来地方立法权入宪后的行宪重点,也是真正实现"以良法促善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