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赋税徭役制度管窥

笔者通过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有关赋税徭役制度的材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明确了大料集、农田贡赋、牛腿税、草税、黄金赋税和关卡税等赋役名目,进而分析了吐蕃征收赋役的主要类型和区域特点,提出集会议盟是赋役征收顺利进行的重要政治保障、吐蕃的赋役征收颇具灵活性的特点、王朝不仅频繁统计人口和资财,更设立"岸本"主管账簿文书,为赋役征收做保障等观点。进而推断吐蕃赋役制度不是单一模仿唐制的结果,而是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渊源。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

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明确边界意识不同,中国古代边疆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疆域而非固定不变的疆界。在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之时,长城只是"内边疆"军事体系,与边界并无关系。但仁宣以后,伴随国力下降与防线内缩,边墙遂成为明朝、蒙古政权边界。在此之外,明朝尚设置界碑、边墩,将之定位为"军事边疆",以作为边界防御之缓冲。但在明后期,伴随蒙古对明朝威胁加剧,明朝已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边墙以外的控制功能,这一局面在"隆庆和议"后进一步合法化。概而言之,对于长城与边界之关系,应从中国古代独特之边疆意识入手,考察其"前近代"特征与变化轨迹,而不应与当代边疆概念简单比附。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康熙朝的物业税

由于连年用兵,朝廷财政吃紧,康熙在1676年下诏,要"税天下市房",成为继唐德宗、晋少祖、周世宗、宋高宗之后第五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物业税的帝王。历代物业税名称不同,唐朝叫"间架税",五代和南宋叫"屋税",元代叫"产钱",明朝江浙地区也曾小范围征收过一段,则叫"房廊钱"。康熙朝开征的这项物业税叫什么名字呢?当时叫"市房税",简称"房税"。     

宣德年间的史治改革

宣德年间“吏治澄明”,可以说是明朝三百年间的最好时期。对于这一点史家不乏誉美之词: 《明史》卷150云:“永、宣之际,严饬吏治。职事修举。”卷158又云。“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 “风纪为之一清”。 明代史学家焦 称赞说:“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① 明末著名史学家顾炎武说:“宣庙精勤, 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② 明自正统以后,士风日坏,不好拿来与宣德年间比较。如果把洪武、永乐、洪照三朝的吏治拿来与宣德年间的吏治相比,三朝也明显逊色。洪武时期穷治大狱,广兴株连,…     

印度农村土地关系和国大党政府的土地政策

一、独立前后的土地制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农村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封建土地关系。十九世纪中期,印度的土地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柴明达租佃制:即包税地主制或中间人地主制。1793年,英国殖民当局通过著名的“永久性土地整理”建立柴明达地主制。这种包税地主系由过去包收田赋的官吏(一般支取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

明代辽东都司管下的三万卫,因其官员数量大,蒙古、女真又占了绝大多数,久为学者关注。三万卫蒙古、女真官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时期迁来的寄籍"达官",受朝廷优养,与三万卫只是带俸关系;另外还有属于军籍身份的。属军籍武官的女真、蒙古,大多是洪武时期通过垛集和归附途径充军卫所,与汉族武官身份实无二致,故有种种制度约束。导致身份差别的原因,是太祖、成祖时期的民族政策所致。     

在挪威,你不用担心生病

挪威的健康与社会福利体 系，主要依靠征收国民保险税来提供经费。国民保险或社会保障，是一项面向所有挪威国民的集体保险制度，所有劳动者按法定的收入比例交纳社会保障税。此外，雇主还应交纳一种职工工资总额税，这是依照支付给雇员工资的固定百分比来征收的。与雇员相比，自雇人（个体劳动者）应交纳更多的社会保障税。无业的夫妻、失业者、学生和其他无工资收入者，免交社会保障税，但他们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金，与其他有工资收入者同样享有获得援助和健康服务的权利。失业补助、疾病津贴和养老金的金额取决于本人以前的工资水平。 健…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反补贴税"美国对欧共体钢铁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案"评析

关于对经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后形成的“后私有化企业”的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是否合法的问题,欧共体和美国之间的争执已经持续了10余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美国对欧共体钢铁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案”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案例。本文深入分析了该案中欧共体和美国的立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作的法律解释和认定,尤其是对美国提出的“法人相同论”、“公司与股东分离论”等论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在今后研究补贴与反补贴税问题时该案所提示的意义。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