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傅译实践之“化”浅论——以傅译《搅水女人》为例

"神似"和"化境"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通过援引二者定义,对比译界学者探其内涵的言论,我们认为"神似"和"化境"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傅译《搅水女人》与巴尔扎克法语原著进行对比,同时将傅译本和高名凯译本对比,从词语翻译、长短句翻译、风格传达三方面来展现傅译"出神入化"的魅力。     

六朝后期及隋唐三吴地区的道教信仰——以栝州叶氏家族为例

六朝时期,三吴地区的宗教信仰有些受外来移民的影响,有些则是由自身激发、转化、延续、继承而来,其中道教文化信仰的源头便可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此后又潜流涌动,到齐梁之际,在其西南部边陲地区孕育诞生了直到隋唐时期还有广泛影响的著名道教世家栝州叶氏家族。叶氏家族在六朝及隋唐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三吴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推动,如果单纯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便很难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     

陶渊明在南北朝时的被误解与被理解

在今人的眼光以及今天通行的文学史中,陶渊明堪称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文学史中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但这种看法只是自唐宋以来对渊明推重的结果,而在陶渊明所生活的晋宋之际以及南北朝时期,陶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比如,被公认为南北朝文学批评最高成就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与《诗品》,前者于陶渊明则只字未提;后者分汉魏以来诗人为上中下三品,仅置陶渊明于中品,在阮籍、陆机、谢灵运诸人之下,与应璩、郭璞、颜延之等人同列,以致后人对之多有非议。明人闵文振就认为:“其上品十一人,如王     

断裂与传续:元代徽州路仕宦家族的演变

元代徽州路的仕宦家族伴随着蒙元统治在地方社会的巩固而逐渐出现,他们通常凭借着军功、出身和荐举等路径走上仕途,这使他们相当重视家庭出身、家世渊源以及家族之间的社会网络。休宁吴田吴氏家族、西门汪氏家族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仕宦家族在元明易代之际大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临着断裂和溃散的命运,他们当中只有少数能够在明代传续昔日的荣光。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成为后代重要的历史记忆,为之后的宗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

河间邢氏家族虽然自有其渊源,但其家族门第之士族化则奠基于汉魏之际.作为留居河北之世族,北魏太武帝时期其家族代表人物受到重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其家族代表人物邢峦等不断受到重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之际,其家族才俊辈出,成为北朝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族之一.河间邢氏在文化上保持着汉儒的学术传统,经律兼修,精擅礼制,这不仅成为他们入仕的基本条件,而且推动着北朝胡人统治者的汉化进程.邢氏人物多能属文,出现了以邢卲为代表的诸多文士,这在文学地位日益显著的北朝后期,对于其家族文化声誉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邢卲等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富于包容性,其思想作风表现出明显的玄学化特征.     

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

天子和诸侯阶层姓氏制度的典型特征 ,就是对姓、氏的既利用又限制 ,其具体表现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 ,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 ;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 ,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就卿大夫阶层而言 ,宗法制度是影响其姓氏制度的主要因素 ,在宗法制度下 ,小宗家族的氏号要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对于大宗本家氏号的服属 ,这就使卿大夫家族的氏名结构呈多级制的形态     

“汉字生命符号”与汉字研究中的思维误区

任学礼先生专事"汉字生命符号"创新学说的研究,其著作虽尚未出版,而影响已经很大——任氏的"新说"被一些教授、学者、作家和诗人推崇备至。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教授、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审、《实用大学语文词典丛书》主编、《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员"余清逸在为任氏大著所写的序言中就说:     

中国现商事立法模式选择探究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中国由来己久,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为中国众多法学学者所推崇,但随着中国对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商法国际统一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商事法律独立性的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其自身的弊端却使其难容于中国现阶段私法体系。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商法通则"模式,理应为我们所重视、采纳。     

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

在门阀倾轧十分激烈的背景下,吴兴沈氏家族迅速崛起于东晋之际,并驰誉于南朝。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作者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沈氏家族的历史,认为沈氏家族既以武力强宗取得了重要地位,复以儒家思想作为精神信念,执着功名,积极进取。而沈约的成功,适应了当时崇文鄙武的风气,也使沈氏家族由武力强宗转变为文化土族,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斯科特农民日常反抗研究的独特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研究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斯科特农民日常反抗研究的独特性包括三方面:一是斯科特的研究展现了一种理解"剥削"的新视角,认为小农的"被剥削感"来自于对其生存权利的威胁;二是斯科特的研究将以往农民反抗研究的关注点从"有组织的反抗"转向"日常反抗",后者体现了农民参与政治的独特方式;三是斯科特的研究摒弃传统的"精英政治观"而转向"弱者政治观",以底层立场来研究底层政治。     

论明清家将小说的情节模式及成因

明清之际,涌现出一系列以家族英雄传奇故事为代表的家将小说.家将小说故事情节纷繁复杂、头绪众多,但仍是一种模式化、公式化的类型小说,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三大模式:"忠奸斗争"、"神魔斗法"和"马背奇缘".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读者"世俗好怪喜新"的心理需求和书坊主"徒为射利计"的商业目的.     

一部填补空白的史学专著——《五凉史略》简介

“五凉”是指十六国时期以“凉”为国号的五个政权,即由汉族人张轨所建的前凉、由氏人吕氏所建的后凉、由鲜卑秃发氏所建的南凉,以及由汉族李氏所建的西凉和匈奴沮渠氏所建立的北凉。这五个政权的存在,不仅对本地的经济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当时西北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由于此,五凉历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五凉史的专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最近,甘肃人民     

本刊“汉唐研究”栏目征稿启事

本刊"汉唐研究"栏目创立于1991年。自创设以来,发表了大批有质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学界知名专家黄留珠、霍松林、程千帆、贾文昭、朱士光、陈铁民、陈辽、谭优学、张清华、苏者聪、王子今、黄民兴、王双怀、尚永亮、马歌东、李浩、方铭、张新科、傅绍良、康震、周相录等均在本栏目发表过重要文论,海外汉学家也屡屡涉足,如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山口傅,韩国学者金庆浩等。创栏至今已刊发文章460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200多年间家族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40、50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西藏——喜玛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黎世召开

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人种志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之际,西藏——喜玛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9月21日——28日在此举行。近年来,人类学家对于西藏——喜玛拉雅地区的兴趣日渐浓厚,世界各国的许多学者致力于这一地区人类学的专门研究。他们呼吁能召开一次比国际藏学会更专门一些的会议,以便集中探讨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现象,为各国人类学家提供一次集中对话的机会。由于在保存西藏——喜玛拉雅文物、书籍、资料等方面,苏黎世大学的这座博物馆堪称欧洲之冠,这一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它的肩上。由美国著名就学家巴巴拉·阿兹兹女士、苏黎世大学博物馆馆长马丁·布劳恩先生以及法国人类学博士杰雅特·托芬三位联名发起并筹备了这次会议。召开这一专门讨论西藏——喜玛拉雅地区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受到瑞士国家的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各国学者的积极响应。     

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致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

刘宋立国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学人群体不断兴起,其中包括隐逸经史学者、佞幸权臣中的才学之士、高僧中的尚儒人物和其他学人。这些类型的学人群体的出现,体现出中古学术文化史的新变化。就门第而言,他们大多出自寒门,或出自门第寒微化的低级士族。就其学风特征而言,寒人学术群体与高门士族社会普遍崇尚玄学不同,他们处于社会下层,大多居于非文化中心地域,因而学风偏于保守,普遍重视儒学和文艺、术数等实用才艺。刘宋时期寒门学人群体之兴起,主要在于随着晋宋社会变革,刘宋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重视儒学,这对隐逸经师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刘宋统治者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调整在于拔擢寒门文士以充任佞倖幸,诸藩王也招集文士,其中间有通博之学人。可以说中书通事舍人之类官职成为寒门学人的进身之阶、显名之途。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有一批精辟论述,其视域主要集中于近代著名人物慈善思想、西学与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关系、近代慈善动因、"以教代养"思想、近代慈善组织思想五个方面。纵观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还应有进一步的开展,其一,近代慈善思想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慈善思想应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其二,"以教代养"问题的研究要逐步深入;其三,对社会大众这一层面慈善思想的探讨要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