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治理的“数据本体”及界面文化建设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过程融合为数据世界,"数据本体"基于数据世界生成和演化。从自然生成论和建构论角度探究"数据本体",其内涵和意义也复杂多样。基于建构论的观点对"数据本体"及其现实过程解析,这种解析过程有多方面的启示。城市治理过程涉及数据本体论问题,对"数据本体"的探究有利于认识和理解城市界面文化。     

论交互主体性德育观视域下亲历性课程范式的建构路径

就德育观而言,对"主体-客体论"理论预设、"双主体论"理论预设和"互为主客体论"理论预设进行学术反思,使得具有"理解网络"、"视界融合"和"共生意识"性质的交互主体性德育观成为可欲的课程范式。在交互主体性德育观的视域下,经由"对话"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视界融合"、知识探究者角色定位及其体验教学情境的创设、合作学习者角色三种建构路径,亲历性课程范式得以确立。由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功能得以强化。     

职场监视5.0下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算法技术促使职场监视进行了5.0升级,由此造成的侵权风险以"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为技术路径嵌入算法雇佣决策,凸显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对规制算法技术侵权风险的意义.反观我国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方式,无论是"用人单位的数据治理义务"还是"劳动者的个人数据赋权"在职场监视5.0下均面临诸多困境.基于此,应以数字人权、场景理念、预防原则、比例原则、人对机器的控制以及社会对话等六大基本理念为指引修正"用人单位的数据治理义务"与"劳动者的个人数据赋权",有效保护劳动者的个人数据.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何种观念? 怎样的制度?——不同人性观视域下的制度演进与建构

普遍人性及由此所推展而来的不同人性观,是人类社会诸般制度赖以演进与建构的出发点。故而,人性及相应的人性观,对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态制度演进或设计,无疑具有形上本源性意义和规训作用。既往,“性善论”和“性恶论”牢牢占据人性观的两大制高点,因此,一直以来,涉及“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人性观及各自与制度演进或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外学界用力甚笃。实则,人性并非“性善”和“性恶”之间简单机械的对极性存在,而是复杂多元的结构性实存。在此复杂多元结构体系之中,“性本私”和相应的“性私论”人性观,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或本质,由此而引申出的人性的自利属性与制度演进或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大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开掘的余地。     

西方政党—国家范式的研究进路及其评价

伴随着从精英党、大众党到卡特尔党的政党政治变迁,西方政党理论建构开始从政党-社会范式转向政党—国家范式。这种理论进展以国家共识优先于政党政治为前提,以政党—国家联结为框架,采取经验描述对卡特尔党进行逻辑论证。这虽然仍然未能脱离参照精英党原型建构起来的政党—竞选制度实践,甚至还在实践上遭到各种批判,但如果引入善政评判方法就会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由此形成的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理论倾向,为国家一党执政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开放性。以往政党—社会范式把一党制归结为非民主体制,但现在的政党—国家范式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党竞选实践,而是进入国家治理善政目标考虑。从这种研究中可以捕捉一种善政评判导向的政党理论建构前景,由此深入探究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诸种事实做出尝试性理论解释,展现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面相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以善政视角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原生论与建构论:当代西方的两种族群认同理论

西方的族群研究文献甚多,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有涉及。归纳起来,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原生论"与"建构论"两种,这两种理论的分野也造就了当代西方族群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分殊。"原生论"强调族群认同的定在、稳固和持续。"建构论"则反对固定、僵化的族群认同理论,认为族群认同是建构的、流动的,并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而改变。尽管一直存在争论,但二者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族群认同的属性,因此,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此问题应该更为妥当。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

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一支正在兴起的力量。它对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 ,无政府状态概念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像新现实主义所理解的那样 ,只有一种逻辑 ,而是存在三种可能性 ,关键取决于行动者的实践互动。由此 ,国际体系的结构具有了不同的内容 ,行动者和结构体现了一种新型关系。本文展示和梳理了建构主义对这一概念的再审视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斥还是互补?

一般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观点冲突、意见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本文在对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概括归纳基础上,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论题、独立性、历史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分别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现代性的两种进路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简单现代性条件下,财富分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在反思现代性阶段,风险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体现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进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为了更好地解决之,必须加强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制度化建设.其举措为: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实现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建立健全风险预警、风险应急、风险教育、风险分担、风险转移惩罚等项制度,努力克服风险分配中的制度性失效现象.同时,要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构建风险的全球治理模式.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社会工作推动“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流动人口社区社会资本建构实践为例

建构社会资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是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内涵之一,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介入行动,也是社会工作推动服务型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文以流动人口社区社会资本建构实践为例,从服务型社会治理的视角对流动人口社区进行社会资本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社会工作通过建构社会资本的专业服务开展推进流动人口社区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实践内容与路径。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公共安全治理的理论范式评述与实践整合

基于行动—结构—系统的视角,就公共安全治理提炼出行为理性、社会结构、风险社会三种不同但又密切关联的理论研究范式,从而提出与"器物本质安全"相对应的"社会本质安全"概念,藉此进一步厘清"标本兼治"中的"标"与"本",一方面解构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实践的迷思,一方面指导安全治本实践。理论范式的实践整合在于标本兼治,更在于社会本质安全建设与治理,实质在于社会建设。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认识的本质再考察

对于认识的本质,我国新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的认识论研究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反映论、选择论和建构论等。反映只是认识产生和形成的基础,选择和建构只是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单纯用反映、选择或建构不足以揭示认识的本质。从马克思现代实践认识论立场来看,反映论、选择论和建构论都未能对认识的社会交往前提和知识的公共性维度作出现实的说明。建构论只是对西方建构主义的一种引进,而西方建构主义虽然蕴含有把公共性看作为可靠认识的基础的思想,但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说明。但他仍对我们揭示认识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作为反映论、选择论和建构论的辩证统一的认识本质观就必然要把认识看成为人们对客体能动的公共反映。     

中国现代化与治理理论的发展

治理理论是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它在危机、社会分化、全球化与社会一体化的推动下,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把以往对立起来的二元主体看成是合作的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的读解路径。治理理论在中国存在客观现实性根基。     

社会建构论与咨询和临床心理学

在过去的20年中,社会建构论的崛起对咨询和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科学主义范式形成了挑战.社会建构论主张实在是社会的建构,这一观点应用到咨询和临床心理学,则被传统的科学主义当做"实在"的"病理心理"丧失了本体论的基础.同时,知识是建构的,那么咨询和治疗理论并不是一种科学发现,而是一种理论建构.这些观点对咨询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