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小说的地域书写与现代性反思——以《空山:天火》为例

以《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作品为代表,对于国家、族群、地理、身份、创伤记忆与多重历史的叙事、实录与反思构成了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极具个性化的地域特色与诗意风格。《空山:天火》揭示了无数个像"机村"一样的自然乡村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受的记忆伤痛、精神错乱与生态挣扎。阿来力图通过书写以嘉绒藏地为地域空间的"机村系列",呈现出不同信仰、族裔、文明形态、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全球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揭示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浩劫与精神创伤,并以充满神性的写作方式探寻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承对当代人的精神启示。     

阿来的少年情结与藏地少年成长书写

藏族血缘、童年记忆和少年生活孕育了阿来的少年情结。阿来的成长书写反映了个人的成长之路,成为自己的精神自传,也是藏地少年成长的缩影。阿来以少年的成长记录来反映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与人的命运交响,准确把握了少年成长的生理、心理与情感特征,凸现了藏地少年成长的精神向度,成为别样的藏地少年世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恒久的艺术价值。     

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以《梭磨河》为例

阿来的诗歌创作,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和读者的重视。但诗歌却是阿来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后来创作的重要开端。本文主要以他的诗集《梭磨河》为蓝本,探讨阿来诗歌创作的母题。阿来在诗歌中书写了藏地生活和文化,抒发了他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热爱,继而藏地书写成为阿来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母题。       

民族志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阿来小说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并演化成对自身社会有价值的风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文化模式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观。阿来藏地系列小说处处彰显出藏族文化奇观。他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阿来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边地藏民宗教意识的阐释,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成为现代中国人继承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对阿来及《尘埃落定》的解读

藏地、藏史、藏文化孕育出阿来独特的文本抒写、文化视角及其藏族情怀。穿行于汉藏异质文化之间的作家阿来,以其独特的母语思维和母语表达方式,用汉语诠释着“嘉绒藏族”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对藏族环境、藏族情怀的抒写凸显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阿来就是“嘉绒藏族”的代言人。     

《云中记》:叙事美学、创伤记忆与现代性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构建了不一样的叙事美学,叙事艺术的创新使得整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在关于精神信仰的对话与诘问中弥漫着一种神性的光辉和动人心魄的力量.从创伤记忆的修复出发,阿来以一个祭师的视角记录村庄消亡的史实,跨越地震灾难与人心动荡的巨大鸿沟,一步步探索物质与精神在历经自然震荡和价值流变之后的救赎,试图通过"云中村"这一象征物的建立实现传统与现在的"和解".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

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的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像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中对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像与摹写。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烟尘弥漫的精神寻根之旅——关于肖仁福的长篇历史小说《汉人》

《汉人》是湘籍作家肖仁福的最新力作,作品寄托了作者向历史更深处追溯民族精神之根的愿望,流露出悠远沧桑感,是更深入地贯彻其"民间"立场的一种尝试。作品除对官场文化予以富有在场感的辛辣描摹,同时,其写作初衷与文本实况的背离、历史记忆和文学书写的分寸把握等,都体现出以"民间"为精神资源的当代官场、历史小说写作的某种实存状态。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