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科层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再思考

科层制作为基本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产生并适应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给科层制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改革完善科层制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中的科层制既具有科层制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必须科学运用技术手段,促进信息技术与科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规章对体制弊端的根本克服;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价值共识对行政体制的深层制约。     

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作用发挥和策略优化

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是新时代女性解放和发展的时代主题,是积极回应女性群众新期待的重要实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女性社会组织独特的性别视角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柔性的力量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丰富了社会治理新格局形成的组织依托。但是由于文化、保障、发展和主体意识等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还存在薄弱环节。破解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瓶颈,需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从观念的嬗变、运行的优化、能力的提升、两性的和谐等方面入手,将女性社会组织的特殊价值展现于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任务。应当弄清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它的内涵及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可行的路径。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能力,是制度合法性能力,是国家应对压力实现变革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具有并能够不断提高应对治理生态形成的由要求表达、输入形成的压力膨胀、压力超载或系统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实现变革创新的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国家职能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以非税收入划转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地税合并改革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2020年12月31日前分批完成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非税收入项目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管。但是,当前各地区非税收入划转工作进度不一,在项目选择标准、组织领导机构、数据系统建设、缴费人便利性和社会舆情压力等方面面临着多重改革困境。加快推进非税收入划转,需要明确划转项目选择的五大原则,并进一步从组织领导机构、数据信息系统平台、便捷征管服务水平、政策宣传和舆情引导、收费标准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同步改革等六个方面进行配套制度建设,最终达到政府非税收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治理现代化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化进程应有的价值主线,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当前,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出现了一定阻力,深层原因在于改革进程滞后于发展进程、仅靠经济发展难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现代化进程中参与主体单一。为此,必须要通过治理现代化推进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在历史发展、全面发展以及共享发展中更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内涵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归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全面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方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价值内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铺就法治路径,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顶层设计对国家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的开始,也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的新命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党的建设制度。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制度发挥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不断适应新情况、新问题,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使之更加适用、更加管用。     

现代治理视野下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是我国进行国家现代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表现尤为明显.分析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提出一定的启示,为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