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意愿生育数量越少,反之则意愿生育数量越多;和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城镇育龄女性性别角色态度更趋向于现代,这可能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了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需要落实各方面配套政策,促使整个社会集体分担育儿责任。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政治新闻使用对中国青年女性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传统媒体的政治新闻使用(中央电视台的政治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政治新闻)对于中国青年女性国家认同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网络的政治新闻使用对于中国青年女性国家认同的影响存在不同效应,即新浪等网站的政治新闻和微信发布的政治类新闻使用对中国青年女性具有强化效应,而微博和网络社区的政治新闻使用则呈现负向影响。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对于中国青年女性国家认同的影响中起明显的中介效应,而民主观念则没有起到中介效应。     

我国南北两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动机构成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我国东北与苏南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地区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动机构成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发现两地人们对子女数量期望基本相同，但对子女性别期望差异显著。此外，两地偏好男孩的动机构成很不相同，概括他说，既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有关，也与生产生活实际需要有关。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现状及意愿分析——以浙江省金华市调查为例

文章基于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建立二孩效用和成本压力量表,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对浙江省金华市育龄人员生育二孩意愿现状展开调查,通过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影响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以及已生育二孩的育龄者与没有生育二孩的育龄者间的特征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华市有35.41%的育龄者已生育二孩,生育二孩育龄者与一孩育龄者间在学历、家庭月收入、一孩的性别等多项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42%的一孩育龄者有生二孩的意愿,生育二孩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孩子有伴、减少教育失败、避免失独风险以及缓解养老压力等,不愿意生育二孩原因主要是经济与家庭关系压力.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家庭幸福感——从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视角的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期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了生育服务、托幼资源、二孩生育等及其与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育龄女性对于医院生育服务的评价与其家庭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三岁以下子女的日常照料对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影响显著,孩子主要由自己照顾时,29岁以下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孩子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时,30³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3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³9岁育龄女性是2016年生育二孩和已经怀孕即将生育二孩的突出人群,她们对优质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的需求强烈。研究建议:为充分挖掘"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国家、政府和社会亟需为育龄女性特别是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数量更充分和质量更优的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女性健康发展

女性生存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严重阻碍着女性的发展,如男女就业机会的不均等束缚着女性主体性的发挥、生理特殊性未得到应有保护、特有的家庭价值未被社会认可等。剖析其根源,既有“三从四德”的传统性别观念与传统教育的性别偏见,又存在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性别歧视的文化观等因素,阐述了公正的社会性别关系是女性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审美期待

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模式化倾向已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女性形象表现的四个特点即年轻漂亮、性感风情、享受与多变、象征与物化等;探讨了形成这种模式化倾向的原因是商业文化崇尚年轻漂亮的时尚、传统文化孕育下的男性文化视角、女性主体意识的缺乏;指出女性形象诉求对于女性来讲,会增加她们的焦虑感与自卑感,因而没有亲和力,引不起她们的感动;而对于男性来说,会产生削弱产品信息表现的传播效果;并提出重塑女性形象的三种方法,即展示女性丰富的个性心理、特别是女性独立自我的性格特征,理解女性在生活中承担的多重角色、赞扬女性的价值与奉献,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性别认同等等。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索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子女照护需要的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的确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使用多种方法衡量个体劳动参与情况,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结果证实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负向影响的稳健性。使用"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衡量女性个体劳动参与持续时间,发现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在婚、有子女的子样本中更显著,验证了家庭照护是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应成为未来公共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婴幼儿家庭支持对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年的数据分析

不同的照护服务模式对再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和社会等主体短缺情况下,家庭支持承担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要职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20年数据分析发现,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与其婴幼儿家庭支持呈现出显著关系,但育龄农民工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情况不容乐观。进一步完善育龄农民工婴幼儿家庭支持,对于提升其生育意愿,实现三孩政策预期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政策建议主要有：建立健全婴幼儿家庭支持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大财政等公共资源投入,强化婴幼儿家庭支持能力;提高用人单位、社会等方面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弥补婴幼儿家庭支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