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伦理道德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道德思想研究

黑格尔认为法是理念的自由,他以此不仅把法看成由文字表述的条文构成的通常意义的法,而且把法理解为由伦理道德构成的精神性的存在,认为法是意志自由的表现阶段和形式,是人的精神的规定。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的法,伦理是主客观结合的法。它们不仅是法的构成环节,而且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国家观是伦理道德与法的结合。     

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对正义逻辑的评论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同于之前的政治学。它没有单纯地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权,而是对具体的现代制度进行思考;在对现代制度的思考中包含着对现代制度的参与者的自我理解本身的分析;并不讨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而是讨论抽象权利、道德义务,以及黑格尔称之为德性或伦理生活的社会秩序。对这些显著特征的理解,应该从其《逻辑学》中寻找答案。     

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兼论国家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新黑格尔学派以及勒南等人的国家学说,构成了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虽源于、但并不尽同于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原因在于,醒狮派根据中国传统思想和现实需要对黑格尔等人的学说进行了改造和发挥.与其西方原型相比,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具有“‘托古’的表述策略”、“大同的终极目标”、“侧重国民义务的‘公民民族主义”’等内容与特点.透过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精神赡养:在道德与法律之间

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是老年人赡养的两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渐健全,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已基本能够实现,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赡养问题的凸显。与物质赡养不同,精神赡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需要赡养义务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赡养人需要道德约束,其内心的道德自觉决定了精神赡养履行时的质与量。另一方面,赡养人又需要法律强制,当其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或者其履行效果未到达最低标准时,就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障精神赡养的实现。因此,在精神赡养过程中,如何确定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边界,如何平衡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精神赡养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黑格尔自由意志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

自由意志问题无论对于理解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对于理解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黑格尔从思辨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自由意志的三个环节和自由意志从自在的自由到自在自为的自由的发展,提出了法是自由的定在这一著名的论断.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自由意志问题是非常有教益的.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论荀子的道德困境及其实践路径

荀子天人相分而致心性二分,不仅是相分,性甚至是心治的对象,其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后天的道德积靡养情化性,无论是化解道德世界的冲突,还是解决德得相通的悖论,他始终在道德的实践中探讨与追溯:确证人之为人的善向,更没有回避性中的恶向;确证性中无德,更没有回避人之好德的旨趣;确证知的经验意义,更没有回避知的价值理念。由于荀子继承了孔孟儒家的道义论传统,在道德与自然的冲突中不仅重义,还与黑格尔一样坚持义务的至上性,而且由于天、性、心的自然性,也把对幸福和欲利的追求作为其善恶因果律的应有之义,把化解道德世界冲突、德得悖论的困境寓于伪的道德实践中,并在知识的学习中成就道德理想而培养理想人格。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