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内容研究 ——以教育部直属大学为例

以教育部直属大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混合研究范式,对学生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的大学内部治理内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实际参与较多的是与其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而学生期望较高的是能够参与学校改革发展的决策与制度设计等.鉴于此,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建议大学拓展学生参与的内容,探索和实践学生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制定规章制度,扩展学生对大学具体治理事务的参与.     

文化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全面育人:中外合作大学通识教育的路径探析

在全面育人的通识教育理念指引下,中外合作大学主要通过通识课程、实践活动和社团管理三种途径实施通识教育。通过考察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与外部社会的接触、学生参加的各种考试和竞赛,以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情况可以发现,中外合作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成效。     

制度弹性、变革程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演变,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也日益频繁,但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略有不同。既有研究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等多种视角对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变革的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文兼顾外部因素与制度内部属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尝试基于制度弹性和变革程度来分析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差异。其中制度弹性受制度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影响,变革程度则受变革能力和制度取向的影响。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类型可概括为搁置变革、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创建。通过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IMF改革、欧盟与新兴国家推动G20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投行等案例进行分析,基本可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对于中国而言,今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制度,对此要更加重视制度变革研究,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促进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基于国企党建的视角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逐步加强,既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的展开,又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结合的新一轮探索,折射出思想对现实的强烈干预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步伐。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实践中存在制度落地的“一刀切”、模糊化和简单化,党的领导作用发挥的实践偏差,“两张皮”与效能不足等突出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需要从提升领导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增强职工的治理参与、注重监督实效和加强党建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引领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农村治理的政治文化分析——对建国以来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历时性考察

在农村,政治文化是政府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的表现,它对我国农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经历了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和初级参与型政治文化两个时期。目前,农村治理的参与型政治文化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应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消除城乡二元格局;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要进一步完善法制、放松管制,适应WTO的要求理顺政府与农村的财政关系,并鼓励农民参与国际竞争,鼓励农民成立各种团体,以培养其政治参与能力。同时,健全农民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作为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易地安置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分析——以广西L县Z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社区兼具“农村”和“城镇”的特征,社区搬迁户的异质性与管理的复杂性使得社区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社区治理研究更为迫切。以广西L县易地搬迁安置Z社区为例,以社会组织参与为切入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参与重铸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资本,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信任基础、参与平台及规范约束,有效推进了搬迁社区治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信任断层、网络脱嵌及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在搬迁社区后续治理中予以优化和解决。     

大学生课堂学习成效提升策略——基于大学生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的混合研究

大学课堂是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的重要场域,而大学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课堂教学应有的成效与功能。通过混合质性研究方法对该沉默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大学课堂中师生言语互动呈现单向度与简单化,大学生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具有多样性、差异性与欺骗性。研究发现,在行为的成因上,自我、关系和环境三个维度影响着大学生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学校管理与课堂组织、教师教学内容与方法、师生及生生群体关系、社会文化与学生受教育经历、学生应激心理等因素与大学生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改变大学生课堂群体性消极沉默行为,有效提高大学生课堂教学成效,需要从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教学方式变革、教师专业素养与学生发展诸方面综合考虑,辩证施策。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 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中国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测评体系的指标研究

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角色的深化,地方政府的腐败治理工作也需要探索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对海内外反腐倡廉的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发展出一套切合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情况的廉政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认为,应该以“投入—效果”的绩效评估方法为原则,测量地方政府治理腐败的努力及成效。针对当前中国的实际,应主要通过主观感知测量方法,针对政府行为中存在的关于制度实施的价值权威性分配的认知与判断进行测量。本套指标体系注意到指标的可测性与资料的可取得性。建立这样的指标体系可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廉政建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是腐败治理预警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来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与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创新教育与大学课堂教学

大学创新教育是当前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高校建设创新型大学、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实施创新教育,就是要发现、挖掘学生的创造潜力,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在课堂教学中应将学生作为知识创新的组成部分,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注重提高口头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准确而客观地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