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看汉代礼制

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包括大驾、法驾、小驾.透过汉大赋车驾描写的不同,可以发现汉代礼制的变迁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从《子虚赋》的奢侈到《上林赋》的守制,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的描写格局与摹礼特色.从《上林赋》的崇儒车驾到《甘泉赋》中的甘泉卤簿,汉代赋家于崇儒外衣之下,兼容了多种文化精神.而在《两都赋》与《二京赋》的车马描写中,则可见东汉文人在追慕西汉与赞扬当朝之间的尴尬处境.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汉《郊祀歌》的天道观阐释

由于社会的变革与社会思想的发展,汉代的《郊祀歌》具有与前代《颂》完全不同的天道观,其中天隔断了与先祖的关系,通过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实现人与天之间的沟通,阴阳五行学成为构建新天道观的思想基础,这使得汉《郊祀歌》呈现出神性的光彩。     

《凤求凰》——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生于公元前179年生，四川蓬安人，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同时，他与卓文君《凤求凰》的经典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

司马相如与蜀郡太守文翁均为汉代著名人物,关于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误解。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可以澄清相关历史事实。     

《楚辞》考源

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 历来总喜欢把他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闻一多:《屈原问题》) (一) 《诗经》出现之后,四言体诗歌没有继续发展,诗坛冷落,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两百多年以后,屈原那带有鲜明南方楚国地方特色的诗歌出现了,宏伟瑰丽,感情奔放,卓绝一世。屈原的诗歌,“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这一新的诗体,受到广泛的重视,相率仿效,掀起了诗歌创作的大波。到了汉代,这种诗体才被称之为《楚辞》,本意当是楚人的歌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元朝后期的骚体赋

元朝后期,骚体赋盛行一时。赋家的祖骚不仅表现在对楚骚字词、意象、境界等表层的模拟,更深入探讨《楚辞》的句法结构、题材内容、审美表现等,从深层拟骚。骚体赋的盛行,一是恢复科举后朱熹《楚辞集注》的影响,二是由于祝尧、程端礼、陈绎曾等赋论家的提倡,此外与元朝赋家的地位和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其优点是多少改变了科举赋千人一面、缺少创新的缺点,也使枯燥的程式赋多了几分情韵,缺点是大多赋作缺少屈骚感情的深度。     

论永明体新诗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由于其本身进行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以及审美的需要,它要求文学语言具有音乐美。“诗言志,歌永者,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沦。”早在尧舜之世,就要求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而司马相如论赋,也曾提出一宫一商,一经一纬之说,也涉及赋的音乐性问题。可见要求诗歌具有音乐性,讲究抑扬高下,一唱三叹,这是符合诗歌的艺术规律的。不过当时还未发明四声,没有严格音律,并把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沈约四声之说发明和兴起,这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一大发展,也是人们对诗歌技巧的又一认识和发现。以此为基础,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了一种…     

论《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

《易林》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一部占卜书。明代中叶以后虽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诗人注意到了它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但仍未能使其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发展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本文认为,《易林》是汉代中期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它的篇幅之钷、思想内容之广且深、艺术表现之新而美,在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诗领域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延安鲁艺”毕业生王卓

王卓,生于1928年,1939年参加八路军宣传队,1945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数十年来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歌曲《出征歌》、《做双军鞋送前方》、《梦故乡》、《永远的丰碑》,大合唱《东北好地方》、《友谊之歌》,歌剧《雷锋的童年》,歌舞剧《人参娃娃》等。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王卓时,赞誉他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作曲家"。     

唐代都市诗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都市最迟从汉代起就已经十分繁荣,都市也一直没有脱离文人的审美视野,但是在文学研究中传统都市诗歌被忽视。以唐代都市诗歌为切入点,探究其演变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人心理乃至传统文化积淀可以发现,初唐京城诗受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表现出政治性夸饰和政治性讽谏,盛唐之后都市诗歌呈现出看似矛盾的两面:或为对都市的疏离冷淡或为对都市繁荣不再的缅怀与感伤。矛盾的两面指向共同的内核:传统文化中没有为人们建立起除了政治性意义之外的都市生活意义体系。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柏拉图诗学思想探微——浅析《国家篇》第十卷中对诗的批判

柏拉图在其代表作《国家篇》的第十卷中,对诗及诗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不过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并不能揭示出真理,因而认为应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然而,柏拉图在随后所表现出的试图对诗歌加以利用的态度,又显露出了其诗学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笔者看来,这种内在性的矛盾,恰恰是柏拉图政治理想的体现,这不仅与《国家篇》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柏拉图整个哲学思想的一种显现。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