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天道:中西法律的形而上之别——兼论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天道"与"自然"是中西方法律的形而上基础,它们都起源于人们对世界万物本原的形而上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顺应于"天道"或"自然",人们就会拥有正确的行为方式,社会和人生就会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中西方在认识"自然"和"天道"的时候,却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古希腊人的认识路径是以语言为桥梁,经历了从质料到形式、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古代始终不以语言为认识终极秩序的载体,从天命到天道,在认识万物终极规律的时候,始终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强调对"道"的自证自悟,而非知识化形态的表达。而这种分歧带来了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周易》生态伦理刍议

创建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关照自然的意识,而且需要注意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种要求,已在《周易》中有所蕴含。从整体主义看,《周易》通过卦爻变化来构造不同卦象,以期达到对于世界万物及其变化的整体构造,不仅承认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价值和生存权利,而且自觉地把顺天的仁爱之性发扬光大,因此成就了一种广阔的生态伦理拓展;从多元主义看,《周易》是以对人生、社会以及自然的体悟来参透万物之状,强调的是如何思考作为主体的"人"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人"与其所处的"世界"的关系;从政治伦理看,《周易》通过对天地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示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主张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无论是整体主义、多元主义视角还是政治伦理视角理解《周易》,贯穿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线索是"生生之为易"。这一思想线索使从生态伦理向生态价值理论转换过成为可能,当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王船山以张载为宗师,"希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价值开新。以"太虚即气"为议题,由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由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彰显出船山哲学本体论对张载哲学本体论的承续。由船山气之化的差异性导致宇宙万物的层级性,彰显出船山对张载之超越。     

“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变”视阈下早期儒家天人关系辨析

天在中国古代通常有自然之天、人格之天、道德之天等多种含义,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殊概念,其所包含的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探源,形成了不同思想家不同的德性思考方式。从心性儒家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天生予德的肯定,反映了春秋时期萌生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并且以天之道反证人之道在德性生成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天性和德性是儒道两派对性的不同诠释,儒家的德性尽管也关注个体的本然之性,但最终要落实在人伦关系的实践之上,这是儒家表现出"以善释真"、"以人释天"的思维趋向。     

慈湖先生"本心论"发微

在慈湖先生看来,"本心"内有生命之流,外能有感有应.它具有不测之妙用,可以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和知是知非.范围天地是指"本心"广大无边,发育万物是指"本心"具有创新能力,知是知非是指"本心"具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本心"无处不在,显现在人的言行中、自然景物上和儒学经典里.慈湖先生对"本心"的描述是他有所觉悟后的真切感知,是对人潜能的一种肯定.     

“人的教育”的现代性反思

"人的教育"受益于现代性启蒙.自现代性发端,教育就开始了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向,迈向了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体性",经过康德、黑格尔的强化,"人"的主宰力量空前地获得了推崇,教育现代化也确立了以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为原则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开始脱离社会政治和世俗功利主义的束缚,转而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人的主体存在成为教育聚集的重心."人的教育"的提出,捍卫的是人的哲学价值和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尊严和主体的独立性.然而,"人的教育"在高扬"人性"、"主体性"旗帜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哲学的诟病:远离社会现实和教育现状,片面地追求个体自由、心灵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完美,走向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反映到教育生活中,其实就是"精神"与"现实"两种哲学视野的对立,"科学"与"人文"两种教育价值的分歧.这种对立与分歧,如果不予澄清,就会影响到"人的教育"在价值判断上失去理性的自我定位.     

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缘起及其价值取向

后工业社会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导致了外部价值标准瓦解的困扰和价值观念丧失的精神危机,"生存危机和科技的负效应"、"文化生态失衡与社会道德滑坡"和"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内涵与人性危机"成为西方教育价值取向发生新变化的主要因素,促使人们针对现代社会和教育自身潜在的问题,对现代教育价值取向重新定位.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范型应运而生.建构主义思潮根据新的知识哲学观,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诠释,唤起了对学习者主体性的真正关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论泰州学派美学的“生”范畴

在泰州学派的美学中,"生"规定着美的特征。血肉之躯承载的生意淋漓的生命是"生"范畴的根本含义。美从一开始就与"生"不可分割,人之"生"作为具体而微的缩影,凝聚和赅备宇宙万物之"生"。"生性"、"好生"和"生机"三个层面,蕴藏着"生"的道德性、情感性和自由性的超越力量。人类日常生活实践千头万绪,能成其为美的,唯有符合"生"这一特征的部分。     

意境与意象:文学形象二元理想形态的超越性

作为文学形象的二元理想形态,意境与意象都能使人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意境侧重于理想型文学,以抒发个人情志为目的,强调形象思维。通过情景交融与时空转换、虚实相生,诱发一个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空间,使人的生命状态在现实的生存局限中高度自觉地解脱出来;意象侧重于象征型文学,以暗示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荒诞性、抽象思维直接介入为特征。从而引发人们超越在场有限性的束缚,跳到意象背后的无限关联中去,在"去蔽"的同时使与之相联系的世界整体"敞亮"。     

论形而上学的生存意蕴

形而上学虽然是人类生活之所必需,但它在对人的生存世界进行概括和抽象时,难免会因其玄虚、空幻的性质而远离人的生存根基。为了使形而上学真正回归到人类的生存世界中,就必须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来把握形而上学,赋予其现实的生成本性,使其追根溯源的生存意蕴得到切近与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存之间具有同根同源的内在统一性。     

方东美论道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方东美以学统而不是道统为研究思路,指出佛教从初传入中土时被称为"淫辞"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主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学分不开。"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最为根本,其开创者道安"完全是拿老子的道家精神去解释",他的"无在万化之前"实是《道德经》里面的根本思想。支道林即色宗之要义与庄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念是相通的,其生命精神来源于庄子。僧肇的三大玄旨可见庄子之影响。道生的佛性论达到"佛道融会之巅峰",他的"佛性自然"吸取了道家人性自然论,"佛性即理"吸收了庄子所谓的天理,"体法为佛"吸收了道家中对"自然"的体贴之法。华严宗则透过道家哲学领域的智慧阐释佛教。     

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

主客体二元分裂是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或者个人的自由意志,它彰显于近代西方哲学,并集中表现为认知主体性。这种认知主体性哲学的创立者是笛卡尔,此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过程,即表现为主客体不断分裂以及力图在理性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基本态势。笛卡尔的"我思"把外在世界设定为客体并与自我意识处于分裂之中;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意识"来解决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而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又进一步导致理性的界限;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走向了绝对精神,致使人改变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过程。综上,主客体二元分裂的难题在认识论哲学的范围内不能得到解决。因为认知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导致技术理性的扩张以及占有性的个体主体和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它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根源。     

论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及其意义

康德哲学一方面高扬主体性,使主体成了其对象世界的构造者,另一方面又以自在之物限定了主体,因为作为现象的基础,自在之物是永远不显现、不可知的,因而也就成了认识主体的界限.对认识主体的限制虽然突现了人的有限性,但并不是对人的贬低,相反,留下了自在物恰恰给人留下了希望.因为自在物作为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存在.它在任何时候都在提示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的生活世界还有其他可能性.对自在之物的觉悟、思想会使我们具有能从眼下生活与眼下世界摆脱出来的超越性眼光,从而展开新的希望.     

朝鲜栗谷学派“心”概念析论

栗谷学派认为,理非先气而存在,理只是体现气化的法则;而要说明万物的现实存在性与存在形态,就要以气为中心。笔者部分认同上述消极的定义,并试图进一步研究李珥与任圣周对"心"的定义。之所以选择二人,是因为李珥是朝鲜性理学者中最早注重性理学里气这一概念的学者,而任圣周则更明确地阐明了主气论,提出了"心"之现代解释的开端。栗谷分别阐明了心的存在性与心的道德性含义。任圣周也把心的含义区分为存在论与道德论而一一说明。在存在论方面,根据"心是气"的论点,对"性即理"这一性的问题不予以讨论;而在道德论说明中,解释了心与性的关系,并说明了气之心怎样以道德标准控制情和欲。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为,人是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存在,气之心不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论在人道德本性发现之前,还是之后,始终为"自然"的。     

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

董仲舒通过解“王正月”“变一为元”“五正始”“天地古今六艺”,在得出“正始”“正统”原始义的同时,把大一统论引申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进而使大一统具有了丰富的基本内涵。天道维度涉及天道不变、天道贵始、天授君权、天立三纲、尊天祭天、天人感应、天有十端、万物之本等内容。政治维度涉及正统、通三统、屈伸之义、尊君卑臣等内容。王道维度涉及王道贵始、王道通三、王修三本、奉天法古、推明孔氏等内容。     

“以人为本”的三重历史内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然而"以人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任务和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民生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主要)含义都包含着其他两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某一具体内容或内涵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以民生为本"和"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相互交织的历史过渡中。     

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抽象世界

<正>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finally broke the bonds and stepped into an abstract world,where objects become less important for artworks while the thoughts,feelings and concepts expressed by artists matter.20世纪初,现代艺术经过不断突破,终于冲出具象的范畴,进入到一个抽象的世界。在这里,自然万物、客观物象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主观思维、内心情感。在抽象的世界里,你不能"欣赏",只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