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兼论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哲学“大知识论”

我们称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为中华共识,如太一、太极、太和等,均是中华共识;大知、大仁、大勇等,也是中华共识。辨明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在学术及新文化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诸家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应对西方文化之知识论的挑战,我们最好以各家共有之大知与大知识论为武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大知识论,它以不追求纯粹知识、不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根本目标。大知与大知识论之作为中华共识,乃是中国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     

论贵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兼论贵州精神的地域特点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人们都产生了精神激励作用。反过来,各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都发挥了载入史册的积极作用。贵州也如此,独特的省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开拓历程,注定了贵州在发展进程中的坎坷与艰辛,而蕴含在贵州发展之路上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所发展的贵州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贵州各族人民拼搏奋进,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滋养,更离不开各民族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新时代贵州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贵州精神的彰显,是引领贵州各族人民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所体现的共有精神家园,是贵州各民族精神的依托和归宿。本研究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框架下,从历时性与共时性、普适性与典型性出发,梳理了贵州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形成的贵州精神的演进与发展,探讨新时代贵州精神的新坐标、新内涵。     

坚持“八荣八耻” 提升中华精神品格

笔者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范,荣辱不分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反映,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要着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精神品格,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     

“猫论”与民族精神

邓小平的"猫论"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体现了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不乏浪漫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和玄妙的思辨,但也有诸多制约民族发展的权威、传统、习俗、教条及清规戒律。"猫论"对于我们新时期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提升具有特殊意义。     

职业演剧,学术追求——论中华剧艺社的演剧精神

中华剧艺社即中艺,是抗战时期出现的著名剧团,它先后活跃于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等地,为抗战剧运做出了杰出贡献。中艺成就的取得,与其演剧精神是分不开的。在长达六年的演出活动中,中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想与追求,主要表现为:不懈进取的革命精神,专注于艺术追求的学术精神,穷干、苦干的拼命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等。这也是中艺演剧精神的主要特征。抗战胜利之后,中艺的演剧活动出现了很大偏转,甚至远离了战时的演剧精神,整个剧团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团员精神极度涣散,最终导致了剧团的解散。中艺的解散是其演剧精神丢失的必然结果。     

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兼论毛泽东精神的形成

毛泽东精神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总和与升华,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长征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长征精神是毛泽东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大学精神研究——从“五有”大学”的“有精神”谈起

五有大学要有精神,需要中华精神为灵魂的引领、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涵育、科大精神为源泉的滋养。用中华精神为师生构建永久的精神家园、提供牢固的价值认同、塑造大写的人格灵魂;用科学精神以发挥大学的驱动功能、批判功能、凝聚功能、熏陶功能,使科学精神逐渐地被师生认同,成为其共同的心理基础;将大学精神尤其是科大精神积淀、传承、发扬,形成滋养科大人的源头活水。     

论大学精神——兼谈"华工精神"的内涵及本质特征

大学精神是一种校园文化形态, 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包括大学的办学方向和宗旨、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精神、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所在区域文化的影响以及校园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等.华南理工大学在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华工精神", 它具有爱国兴国、求真务实、开放兼容、博采众长、追求卓越、开拓创新等本质特征.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论祭祀黄帝的传统和现代公祭黄帝的意义

祭祀黄帝滥觞于先秦时期的祖灵崇拜,秦汉以后长期保持着黄帝作为方帝和帝王的并行祭祀格局。魏晋时期发生的五帝是方帝或人帝及宋代五帝的帝名、帝号之争,透露出祭祀礼仪的繁琐和认识的歧异。元代至顺以后,官方祭天祀典中摒除了五帝之祀,形成了黄帝作为历代帝王之一或人文始祖享祀的传统。崇拜黄帝的传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更是团结海外华人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中国高等教育与“天大精神”

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建校110周年的办学历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也形成了许多优良的校风和学风,这既是天津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在天津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探索"大学精神",使之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铁军精神”的传承与“盐工精神”的塑造

把“盐工精神”上升为体现盐城工学院独特精神气质的大学精神，必须通过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来完成对已有“盐工精神”的重塑。按照“铁军精神”内涵和实质，从大学精神培育和地方高校特色养成角度看，“盐工精神”应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即矢志报国岛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服务社会的民本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要塑造“盐工精神”，就不能不到“铁军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大爱精神的哲学解读

爱的意识、大爱精神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爱是普遍的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大爱精神既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道精神,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利益关系中,表现为特殊的具体的形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大爱实践是大爱精神的源泉、动力、出发点和归宿;大爱行为是检验和区分"真爱"与"假爱"的惟一标准。     

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弘扬大爱精神 建设大爱文化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通过对大爱精神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大爱精神的理论创新，鲜明地折射出大爱精神在引领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为大爱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论王安石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王安石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无畏战斗精神，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精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务实有为的实干精神。弘扬王安石的精神，要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借鉴，积极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从传统与时代的结合中创新，造就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弘扬大爱精神 建设大爱文化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通过对大爱精神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大爱精神的理论创新,鲜明地折射出大爱精神在引领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为大爱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