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丁玲创作主题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发轫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就成为其基本主题。丁玲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成长起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沐浴着五四运动的光辉,浸染着五四文学的精魄,她对五四文学精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章将从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三个方面来论述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革命文学”潮流中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新论

尽管茅盾一再把《野蔷薇》的主题往革命的方向指引,但对女性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命运的表现,对旧社会、旧礼教的批判,却使《野蔷薇》在主题上与五四时期关注女性解放的小说一脉相承。对个性解放思想在改变女性命运方面的能力与成效的质疑,对男权思想和社会旧势力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的揶揄和讽刺,既显示了《野蔷薇》对革命文学潮流的背离,也展现了茅盾这些小说在探索与反思女性解放问题方面的深刻意义。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丁玲女性意识的演变轨迹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左联时期,她的女性意识与阶级解放意识和社会革命意识融会在一起;抗战时期在延安,她的女性意识发展得最成熟,表达得最彻底;抗战胜利后,她的女性意识在强大的主流文化磁场中得到重现和发展.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解放与《子夜》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把<子夜>众多女性形象置入女性解放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出走的女性;二是徘徊的女性;三是回归的女性,她们可以说都是女性解放的产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革命观的演变和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的革命观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诸要素均有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科学革命观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革命重心,导致了种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革命以崭新的内涵,使革命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核心:积极地解放人

从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增强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富裕为目标,从物质基础上解放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实现人的主体性提供制度保障等3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从外部环境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的地位有被重新边缘化的危险,引起了众多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及做法的反思.已有的研究有如下特征:一是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始终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主题相关联的;二是认为中国妇女解放的路径是男性中心和国家主义的;三是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在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不是主体,而是工具性的客体;四是现有的研究都集中于国家的公共意志层面对妇女的影响,而家庭生活对于女性的影响方面则很少被提及;五是已有的研究多属宏大叙事,见社会不见个人,并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的色彩.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和平长入新社会"思想探析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存在着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两种可选择的手段。前一种手段对于早期工人运动来讲是适用的,甚至是惟一的选择,而这种手段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普选权的实行,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只要善于利用,选举权就能够由历来是骗人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旧社会就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     

从贫穷到富裕: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百年辉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消灭贫困的斗争史。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终极目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凝聚型扶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恢复生产保障生存救济式扶贫”,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国已实现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党100年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着力推动反贫困制度体系创新,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站在新的起点,要不断贯彻“三新”理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新形势下大学生道德信仰教育的时代价值

道德信仰是对道德目标、道德理想的虔诚与执着追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道德信仰都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道德信仰不仅为人们指明前进方向和未来愿景,同时也是支撑人们生活、工作及奋斗的精神力量,并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大学生道德信仰教育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三个自信”及践行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在教育过程中只有走改革创新之路,才能提升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