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吗

本文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的角度,考察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发布后短窗口内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变化。无论是基于公司层面还是分析师层面样本的研究均表明,业绩预告发布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与业绩预告消息显著正相关;并且,当业绩预告为好消息、点估计形式以及可靠性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与业绩预告消息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还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误差,即分析师预测是朝着更准确的方向进行修正。上述证据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额外的有关公司预期盈余的信息,分析师可以据此形成更为准确的盈余预测,进而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年报问询函与管理层业绩预告

作为政府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年报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业绩预告这一重要的前瞻性信息研究年报问询函的经济后果,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相比未被问询公司,被问询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业绩预告积极性提高,预测精确度增加,且预告文本信息质量改善;当问询函越为严重、回函越为详细时,上述效果越为明显。进一步,本文分析年报问询函的作用机制,发现当法律风险较高或外部监督较强时,年报问询函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为应对年报问询函的负面影响,公司会提高业绩预告质量,以扭转市场负面预期。本文不仅丰富了年报问询函经济后果相关研究、拓展了前瞻性信息文本分析的文献,也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独立董事与审计费用

股权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以其方便快捷、不具有股权稀释性、可以增加限售股流动性的特点,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普遍应用。然而,股权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也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很大风险,从而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中重要的监督机制,可以改善公司经营环境、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因此选取独立董事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验证。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审计费用会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权百分比的提高而增长;独立董事规模和学历水平可以弱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性别构成不存在调节效应,即独立董事中的女性独立董事占比对两者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高送转”吗?

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代理成本、所有权性质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考察了代理成本和业绩预告精确度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代理成本与业绩预告精确度关系的影响,以此探讨信息不对称和产权性质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业绩预告的精确越低;相比非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高的国有企业更可能披露预测精确度较差的业绩预告,研究结果支持了"攫取"假说。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和建立透明公开的投资环境提供重要的实证证据。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研究——以管理层盈余预告为例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盈余预告披露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结果发现:(1)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采取的盈余预告精确性提高(更具体的形式和更小的误差),及时性也增强;(2)银行、财务公司类机构、一般基金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相对较强,而养老、保险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则相对较弱;(3)处于不同持股规模时,管理层盈余预告的精确性、及时性均随着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增大而提高。但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易导致了管理层盈余预告的乐观态度倾向;(4)股权分置改革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比股权分置改革前有所增强。建议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规模和专业素质以优化投资者结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控股股东股权性质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综述──基于终极产权论

本文按照最新的终极产权论分类方式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进行分类,并将该种分类方式下的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梳理。结果发现:现有文献对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很多,但却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希望通过文献梳理来了解新的终极产权论分类方式的合理性,同时希望终极产权论分类方式能应用到公司治理研究中的其他方面,比如股权制衡等。     

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 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     

大股东融资方式影响了企业创新吗?——基于股权质押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经理人类型的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有何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期间,企业创新受到显著抑制,而且,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严重;相对于非纵向兼任经理人的企业,纵向兼任经理人的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严重。本文的研究从股权质押的角度丰富了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经验证据,同时,为越来越普遍的股权质押现象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参考依据。     

浅析董事会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近几十年来代理理论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关系的理论基础。董事会作为联结股东和经理层的桥梁,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董事会规模、构成、领导结构及审计委员会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系。     

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基于业绩预告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业绩预告的视角,研究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且这一关系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采纳和实施是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影响自愿业绩预告的可能渠道。最后,高管信息技术背景还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及时性和预测精确度,且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是企业的CEO时,对自愿业绩预告可能性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丰富相关文献,并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供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