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是不满意

美国埃默里大学精神及行为科学专家格里高利·伯恩斯在他的新作<人生的真谛即是满足>中,全面介绍了人的大脑结构和所获经验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为什么有些人痴迷于某种活动并能获得满足感?对这个问题,格里高利·伯恩斯都给出了答案:这是人脑的结构在起作用.     

“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解读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

默而索是阿尔贝·加缪代表作《局外人》的主人公,他平静冷漠,行事违背伦理常规,“局外人”般游离于社会道德藩篱之外,最终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世俗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只是个被误读的正常人,有着健全的心智和人性;他是加缪“荒诞”思想的最佳诠释,在深刻认识到现实的荒诞后决意听从内心的指引,将生活绝对真实化,冷漠而又蕴涵深刻激情,义无反顾地执著于自己的选择;较之“多余人”,他超越了形而上的精神困境,在被社会抛离的同时也将整个荒诞世界抛了出去;他比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要清醒超脱,以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胜利.     

“后文官制度”的模式转换特点、模式构架及其前途

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股被称为“后文官制度”的批判、解构现代文官制度的思潮在美国兴起。于70年代中后期搭起基本的模式构架后,这股思潮于80年代初开始走向兴盛,至今仍以狂涨的势头持续地演进。早期代表人物有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西尼·威尔巴(Sidney Verba),格里高利·B·刘易士(Gregory B Lewis),迈克尔·欧路林(Michael G.O'Loughlin),罗伯特·G·夫奥恩(Robert G Vaughn),等等,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这一行列。这股思潮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基础,采用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对现代文官制度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攻击。例如,“解除功绩制”(demerit)、“解除科层行政”(debureaucratize)、“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解除政治”(depoliticize)、“解除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e)等表达方式,充斥国外的政治学、行政学与人事管理刊物。     

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

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灵魂观

尼撒的格列高利是卡帕多西亚三大教父之一,格列高利的灵魂观以超越身体的非质料性为其根本特性,以灵魂的自发运动为其活动机制,为早期基督教理论塑造终极诉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是新生,还是悲剧?——评《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

《静静的顿河》写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力的新生,还是他的悲剧?这是自50年代苏联国内和中国评论界一直争论的问题,焦点在于错误、罪过在人物身上,还是社会责任。本文作者力主“悲剧”说,责任在于社会,造成悲剧的原因在于沙皇政府长期对哥萨克群众灌输的那种愚昧的偏见和特权,也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中某些人的错误。小说结尾处,作者抓住了激情发展顶点前的某一顷刻,最能体现作品的悲剧性。作品的开头,对格里高力祖父一桩浪漫而又悲惨故事的描写,隐寓了作品的悲剧性。“新生”说认为小说的结尾预示了主人公的新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品的整个结构、情节都是接着塑造一个悲剧形象的需要来安排的,而结尾无法扭转整部作品的走向。     

民间高利贷刑法规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以非法经营罪规制情节严重的民间高利贷行为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防止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明确民间高利贷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或者增设高利放贷罪,规定高利放贷的罪与刑,确保适用法律统一,实现类案同判。同时,依法惩治因民间高利贷引发的犯罪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效防治高利放贷。     

共同体的生产与创造的两种路径——哈特、奈格里和朗西埃的政治共同体理论之比较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朗西埃、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虽然有诸多差异,但是当他们批判资本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等级和权力结构时,他们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体理解为批判财产共和国而形成的大同世界,朗西埃将共同体理解为基于平等而展开争议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在侧重点和角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一般智能和智力平等的角度出发理解共同性,认为共同体是对共在结构的重新安排;必须打破资本和权力的统治,破除等级制和各种区隔,实现共同体的不断生产和创造,从而形成更好地彰显人的自我本性和生命特质的共在和共享的真正共同体。他们的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批判虚幻共同体和追求真实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共同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但他们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仅停留于对共同性的份额的争夺和平等的感性分配,无法为真实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现实的道路。     

《聪明误》的喜剧题材及其戏剧史意义

<聪明误>是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代表作,在世界喜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格里鲍耶陀夫喜剧的最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情节布局和大团圆结局的拒绝.创新点在于将讽刺作品与纯戏剧题材和谐混合.其独特的喜剧表达手段如"聋子的谈话"、"哈哈镜"等手法在戏剧中得到了完美运用.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二十年后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再反思——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一次辩护

《帝国》发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对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建构起帝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在卢森堡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要作出内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并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辩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蓄电池蓄的是电吗?

一般人认为,平常用的蓄电池中蓄的是电能。其实不然。蓄电池是化学能转变为电能又将电能转变为化学能蓄在电池里的可逆电池。 一般的蓄电池里的电极是用两块栅状铅板制成的。在栅格里填满一氧化铅(PbO)和水调成的干糊状     

“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核威慑与帝国的死亡政治限度

当今的战争与其说是与民族国家的领土战略目标有关,不如说是与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有关。因此,政治评论家常常认为作为冷战时代显著标志的、可导致世界末日的核威胁已经结束。然而,尽管当代的战争看起来是有限的治安行动,但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庞大的核武器库。本文对认为核武器依然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少数研究成果之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进行了考察。通过集中展现他们假定的核武器与"帝国"全球生命政治关联的各种方式,本文认为,在两人的著作与先前对核威慑的后现代分析之间可以看出显著的连贯性,后现代分析曾将核威慑视为后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吸取作为当代主权思想关键人物的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同时通过早先一代理论家对施密特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作者考察了空中力量、原子武器和全球律法的政治秩序化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当下核威慑的概念。本文认为,这种关于核威慑的后现代思想对于理解"帝国"的生命政治仍有很大意义,同时说明核威慑原理让"帝国"形成了比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的更为不确定的结构。     

全球规训与走向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

奈格里和哈特从美国新政的实施中发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转化为规训统治。规训世界的泛化导致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运动。反中心化与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的规训结构在本质上是逆反的。新的全球范式包括帝国全球布展中的资本对劳动的真实吸纳与新的非物质财富积累。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共产主义的一种政治化阐释——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

与通常在与《资本论》的比照中解读《大纲》不同,奈格里根据《大纲》本身来解读《大纲》。贯穿于《大纲》本身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是这种解读的基本特点。这既体现在《大纲》“对抗性趋势”的方法上,更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动态范围、对立面、基本规定及其实现的政治化阐释上。奈格里的这一阐释不仅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特别是《大纲》和《资本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且也为他自己后来的理论创造提供了稳固的根基。     

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奈格里与阿甘本政治理论的不同基调

在理解生命政治和主权权力、制宪力和宪制权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虽然阿甘本和奈格里的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传统政治的二元区分模式引向一个未分化的原初领域。但前者主要追随海德格尔,建基于以潜能和空无为形式的生命和存在模式,它们与主权权力不可分割,且总是与自身的不可能或非是相连,因而其本源结构内部必然携带着不可消除的自我否定性和缺失性根基;后者则力图激活斯宾诺莎,始终诉诸人类创构性力量的纯粹内在性与肯定性的存在和生命空间,它们通过自身的绝对充足性和自主性张力,彻底拒绝主权权力的超越秩序,完全消解政治规划中的任何否定性和消极性基调。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实质分歧源于彻底对立的存在模式和生命形式,而奈格里视域中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的激烈对抗则充分揭示了它们无法通约的根本原因。     

爱的政治何以成为批判的政治?——哈特、奈格里的政治人类学的探讨与困境

哈特和奈格里力图重新从政治人类学的层面来理解爱,把爱看作不断生产共同性和奇异性的过程。爱在指向共同性的建构时必须以反抗为前提,并在与力的结合中将爱引向不断反抗同一性和各种腐化形式的斗争,从而不断地塑造主体的自主性,使爱的政治通向反抗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的"爱的政治"将爱看作是穷人走出困苦反抗生命政治生产的力量,但"爱的政治"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方面仍陷入困境,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财富共和国的道路。     

马基雅维利的激进主义解读：从葛兰西、阿尔都塞到奈格里

除了君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解读之外,马基雅维利在以葛兰西、阿尔都塞、奈格里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呈现出了另一种激进主义的面相。面对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并非从价值层面去构建一个理想政治共同体的模型,而是从经验层面思考如何从无到有地创制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计划拒斥了一切超验的决定论因素,其中所彰显出来的实践和革命的维度,也成为葛兰西、阿尔都塞、奈格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因而,马基雅维利的价值并非是提供了一种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论,而是揭示和阐明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即如何在士气低迷和极度沮丧的时刻,仍然保有对一个新世界的向往并思考如何去创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