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的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     

理性行动与自我理论--从微观／宏观问题视角重读科尔曼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将经济学范式引入社会理论建构,在借鉴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的基本假设基础上,集中讨论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宏观层面的系统行为。针对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行动模型的缺陷,科尔曼提出自我理论,通过讨论个体的社会行动决策过程,为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能动关系,即微观／宏观问题中的宏观到微观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科尔曼的自我理论是对社会研究的本体———个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理论的全新趋势。     

试析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知识行动论取向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既包括微观上的交换行动,即包含了个体心理过程的个体交换行为,可以从社会交换的定义、条件、报酬等方面来探讨它们的知识行动论内涵;也包括宏观上的社会交换,这种交换包含了集体的心理过程,且被外显化为集体的规则,使行动固定化。这样的社会交换行为属于知识行动,社会交换的行动者是有知识能力的行动者,需要依据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共同理解模式的知识作为发起交换行为的依据,判定是否具有报酬。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简析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 ,并对社会规范、法人行动等作了深入分析。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消解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解释范式,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整体和个体、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它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反对整体论或个体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从而超越了整体论和个体论的二元困境;它既承认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又承认个人行动的能动性,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强调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的二元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社区治理政策文本:一种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区常被作为宏观社会的微观窗口和国家视角的社会基层,为实践和理论所广泛探讨和发展。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如若将其作为一种刚性政策传达,它无疑只是一种制度性存在;但若将其视为一种共同行动指导纲要,它却可折射出关于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的创新性光芒。培养行动主义的逻辑而非制度主义的依赖,将会为作为行动保障的制度要素贡献出具有实践理性的力量,增强作为政策文本的活力和创造力。通过对社区治理政策文本的行动主义理论透视,发现新时期城乡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社区行动环境、行动模式、行动结构、行动者、行动资源等相互作用的社区合作行动的过程。这一基于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理念及其要素,如合作模式、合作者、合作方式、合作资源等都从本质上异于或超越了传统的制度主义逻辑。     

突破二元对立困境: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理性选择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个体与整体的同构中,建立了强调差别、选择和建构,突出实践、社会网络和制度场域的具有鲜明观点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困境,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     

突破二元对立困境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论视野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理性选择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个体与整体的同构中,建立了强调差别、选择和建构,突出实践、社会网络和制度场域的具有鲜明观点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困境,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政策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研究

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公民是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对国家最直接的感知和认同就是国家治理的成效及其能否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成效关乎国家认同建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对国家认同建构有着基础性影响。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政策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交互性,本文力图厘清公共政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逻辑。由公共政策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既有积极功能,也具有消极影响。好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建构,不良政策却不利于国家认同。     

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及模式

我国的政治发展将会更加注重政策的科学性、政策形成过程和程序的完善。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达到目标的正确行动,也是公共部门政策科学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它的价值就在于用它来分析政策,作为政策决定者考虑、选择政策时的标准。本文就从合理性与政策决定方法入手,结合国内外决策成败的事例,探讨了以完全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模式。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析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公共政策的社会观基础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社会现的视角──审视了公共政策。因为在过去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中，我们无法看出各个政策的重大区别，而事实上它们在是否符合人性的需求，充分考虑民意的基础并有效促进了人民的自由与福利等方面是有着重大区别的。本文将公共政策界定为是一定的权利中心在众多备选的计划、规划或可行之行动方案中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对选择的社会观基础进行考察，社会观影响到了人们对待集体行动的态度，进而又影响到社会秩序观。而持有不同的社会秩序观的人对公共政策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最终得出好的公共政策的基本的制度安排。     

从公共政策到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因为国家在信息、组织和效率上的优势,所以公共利益传统上由行政机关保护。但这种由行政机关垄断的公益保护方式同时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难题。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探索新的公益保护机制,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也许是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