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政治文化

自然主义政治文化以“自治”为其内在机制 ,以“自然”、“无为”为其基本内容 ,包含着中国古代朴素的民主和自由理念 ,是我们今天进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参考。     

唐君毅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摘要］唐君毅虽然认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最优良的一种政治制度，但是对民主政治在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唐君毅认为民主政治在根本上有一“内在矛盾”，在起源上有“不干净处”，其选举有可能使庸人当选，甚至有使人走向物化和平面化的危险，因此主张中国在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自觉地用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去克服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     

多元利益诉求下的信任危机——西方"代表制"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代表制正在遭遇信任危机,代表不一定由多数选民产生以及代表在多元利益诉求中无所适从的尴尬,使其饱受批评。困境产生的原因首先是,高涨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平权观念,唤醒了公民“在场”和“出场”的原教旨民主情绪,激活了代表观念的内在悖论;使局面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来自话语的迷惑,在同一性“代表”的语词背后,暗藏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偏好。克服困境的突破点或许在于以公民美德促成协商政治。     

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新论撷要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指南。     

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民主类型,但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民主的不同表现,是互相兼容的,二者的合作建构和共生发展既是践行我国民主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新型现代民主的必然路径。二者的合作建构与共生发展尤其在促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提高基层治理绩效方面意义重大。我国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将是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核心推进四个民主的协调发展。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形式———雅典民主政治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实行直接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崇尚法治,绝禁人治;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国家机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国家公职选举任期原则     

政治·文化·政治边界意识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紧密联姻,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直接与深远的影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正确厘定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把握政治的“度”,树立政治边界意识,处理好树立政治边界意识与讲政治、政治参与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从古典民主到大众民主--兼评理查德·伯拉米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古典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具有同质性,因而其对参与者有严格的限制,选举是一种社会精英的“公平”游戏。由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大众的广泛参与使现代民主已经不具有古典民主的同质性,所以大众选举更多地具有做秀等机会主义性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如何跨越精英民主阶段进入大众民主阶段,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选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学校选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发端于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者构建的“单一的最优制度”的反思,蕴含着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选择”符号的不同理念,体现了专业化与市场化两大逻辑对“选择”这一政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并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实践中达成妥协。由此,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宅一族”行为自评量表与心理特征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我国“宅一族”群体日益壮大,但目前学界缺乏对“宅”的测评工具。宅的行为表现、心理特征和对宅的态度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有关宅现象的研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选取相应的宅量表。可以将宅的评价量表分为宅行为自评量表（“行为宅”的判定标准）和宅心理特征量表（“心理宅”的判定标准）进行设计与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以作为宅现象相关研究的测评工具。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主动宅”和“被动宅”进行更为深入细化的探索,揭示心理和行为两个维度上的宅对人的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所产生的影响。     

能力平等： 第三条道路？

在当代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什么的平等”。对此有两种基本的观点，即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一些平等主义者对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都不满意，他们试图在两者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而这条中间路线似乎既能够避免两者的缺点，又可以保留它们的优点。第三条路线最有影响的代表是森的能力平等理论。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检验森的能力平等：首先，森所说的能力是指人的基本能力还是所有能力？其次，他的平等理论是多元论、二元论还是一元论？最后，能力是平等的标准还是通货？森的能力平等在这三个问题上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即使能力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合适的，它也无法充当平等的通货，因为这不仅是不可欲的，而且是不可行的。     

英国脱欧公投和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疑难

英国脱欧公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总体历史”事件。它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达成和解，民主无法化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当检视这一事件时，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倡导者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赫然在场”。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证实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组织模块性、知识基础与创新绩效————以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通常将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归因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这就会陷入“能力解释能力”的困境,为此就不能仅从组织行为及其结果的层面上探讨创新能力,而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赖以支撑的能力基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基础,而组织模块性和知识基础分别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基础和认知基础,动态能力在组织模块性和创新绩效、知识基础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碰巧为真的运气————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错误理解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