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论新型城镇化大时代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截至2016年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已陆续公布了3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质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角色,地方政府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造成排污排气监督治理困难,生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主体不完善造成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落实不力,地方政府“经济人”与“经纪人”双重属性使其本能地同多方主体角力,生态建设周期漫长导致政绩与任期错位等。鉴于此,必须加快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并加强产业布局与产群化管理,促进科技型产业与循环型产业发展,重建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并籍以发展多中心治理模式和出台生态建设法律法规,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的形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退出、呼吁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一个分析性框架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理解中国故事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机制框架及其内涵解析——基于“有限竞争”与“有效竞争”兼容的视角

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超越“垄断”与“竞争”独立的二元治理范式,推行公私合作制。在公私合作制下,需构建以风险分担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为核心的合同治理机制,以实现私人部门参与的经济性目标;同时,为避免私人资本盲目逐利损害公众利益,还应匹配相应的规制政策。由此引申,设定政府的行为边界,设置激励性的资本收益规制模式,激励被规制企业主动提高效率,构成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     

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区域主义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包括“谁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治理绩效是什么”等内容在内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区域主义分析视角,我们认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对象主要是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应当建立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和治理网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等。     

地方社会治理的“三个平衡”及其实践指向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黑龙江省工业“三废”治理环境绩效审计综合评价

以黑龙江省审计厅为审计主体,基于PSR模型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一致偏好关系模型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利用环境优值模型对黑龙江省环保厅对工业“三废”的治理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分析黑龙江省对“三废”的治理效果,得出审计结果并提出相关审计建议,旨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提供系统方法,并为环境审计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人类安全议程新探

目前,人类安全研究大多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主题,如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城市地区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人口、原住民族、商业利益集团、新全球治理和三方合作等日趋成为影响人类安全的新变量,应该纳入人类安全议程研究范围。其中,跨国公司在冲突管理、冲突化解与和平重建中的角色增进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多行为体治理”与“多层次治理”相结合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谈判机制。总之,只有以社会安全为“增量”,以人类安全为“根本”,以环境安全为“超根本”,同时兼顾边缘群体安全,不断拓展安全建设新途径,才能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     

习俗成谣：“仙水神药”事件的建构研究

“仙水神药”是基于民间缺医少药和传统医学的一些糟粕而形成的习俗,然而在权力的干预下,“仙水神药”因被视为迷信和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事件而受到禁止。由于权力无法在禁止习俗的同时,提供取代它的医疗保障,也无法彻底消除产生“仙水神药”的基础,因此“仙水神药”就从一种民间习俗演化成为各种谣言事件。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重新发现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祛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道德基础,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无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与现有框架下述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基本法度标尺。     

科研导向下绩效工资的倒“U”效应

种种迹象表明,高校陡峭型薪酬结构难以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建模和系统仿真揭示,高校科研导向下的绩效工资激励具有典型的“倒U”效应,最佳薪酬结构在于保持固定工资与弹性工资比例为7/3左右,才能有效平衡绩效工资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结合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研究发现,由于当前收入水平无法体现其人力资本特性,我国高校薪酬模式正陷入一个制度困境：默认或缺乏对“体外”收入的有效监管造成工资结构倒挂。创建去功利化的高校薪酬制度必须提到国家战略议程,本文认为,与其诉诸巨额成本矫正绩效评价信息扭曲,不如通过强化基础绩效工资的功能和比重以改善薪酬结构,在逐步提高高校薪酬水平的基础上促使薪酬曲线从陡峭型向平缓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