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春秋笔法”与《红楼梦》审美接受

措词用语以简约、隐晦为尚的“春秋笔法”,赋予文本以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微言大义”的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意义建构方式,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条通向无穷生命力的门径。《红楼梦》之所以能焕发出持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就与它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密切相关,是“春秋笔法”造就了《红楼梦》文本的开放性。正因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为读者的审美创造提供了自由,所以这便导致了《红楼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和某些人物性格解读的争议性。至于红学史上索隐派的长盛不衰,也与深婉隐曲的“春秋笔法”不无关系。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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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铜柱铭文中湘西彭氏土司族源考

长期以来,湘西彭氏土司族源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在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相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湘西彭氏源自江西”,另一种观点认为“彭士愁不是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而是溪州‘土著’”。查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志谱,并专门认真研究由后晋楚国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的《复溪州铜柱记》以及《铜柱记》后面关于彭士愁官职爵位的介绍文字,可发现二者竟然分别支撑着“本土说”和“江西说”两种观点。因此,不能武断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湘西彭氏土司族源或许不能简单地用“本土说”和“江西说”来盖棺论定,彭士愁的身世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谜团有待解开。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庄子“三言”与巴赫金 “超语言学”之比较

《庄子》中“寓言”、“重言”和“卮言”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其本质含义分别是：一、“寓言”是虚构的托之他人之口的话语,外在地表现为主客之间的对话;二、“重言”既能够表现说话者本人观点的他人话语,又是权威性的他人话语;三、“卮言”是直接描述、陈述事物的出于己口的话语。“三言”是庄子从交流对话的维度对话语进行的分类,这和巴赫金从超语言学维度中对话语的分类相通。庄子“三言”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观念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表明,庄子的语言观念既超前又朴素,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

对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遗址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经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遴选考察推荐,其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中国大运河申遗河南郑州段的历史空白。提出了对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具体措施,为推进中原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决策依据。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扬州城址与大运河的关系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逐渐深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提上日程。扬州作为大运河滥觞之地,有着其他运河城市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大运河扬州段除了河道、船闸等水工遗产之外,也有一些非水工类的历史文化遗存,如著名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扬州城遗址。从扬州城址变迁、扬州城址变迁与大运河的关系、扬州城址变迁与大运河联系的价值三方面进行考述,可以厘清扬州城址与大运河之间的密切联系。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