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取向:放松城镇落户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放宽城镇落户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的立意都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放宽城镇入户的措施并不触动现行户籍制度的核心——户籍身份与公共福利的联系,不但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难以实现,户籍(福利)制度改革大方向也将受到干扰。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按照权利推进的市民化,从权利平等和迁移自由的意义上来实现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消除城乡户籍的巨大差别,农村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更加理性和有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需要其他改革措施密切配合,改变由于僵化的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打破人口自由流动的壁垒,实行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户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表现为决策者的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从工具性目标向权利和平等的价值性目标的转变.户籍改革的本质是决策者放弃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及其相关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工具性目标, 将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及其正义性纳入自身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之中,并赋予其权利价值在政策目标序中的优先地位.改革的路径是以渐进式为基调的,以一种循序渐进的适应内外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并对原制度存在强烈的依赖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应当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     

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的要素困境与制度成因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市民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城农民面临着物质、权利、人力及社会资本要素禀赋不足的困境。陷入要素困境的制度成因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存在缺陷的土地制度、缺乏保障的财税制度以及有失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统筹推进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同步革除财税与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才能提高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资本要素禀赋水平,进而走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困境。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研究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并促进形成了两套相互隔绝的利益体系,强调"单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难以满足市场条件下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户籍利益在农村一端的固化,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来看,我国户籍制度需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利益关系,平行推进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其中,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户籍利益界定为属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融入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农地(林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等户籍利益界定为保障性利益,从更好地保护这种利益出发,一方面通过设计农村户籍利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条件构建户籍利益转化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求探索性改革农村户籍的封闭状态,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稳妥推进户籍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和网友交流时,透露出高层推进户籍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症结所在就是户籍。政府今后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将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我国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案例比较分析

在中央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要求下,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及方式并不相同,其效果也呈现较大差别。对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做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的优劣及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基于此,选取成都、重庆、郑州、中山4个城市的户籍改革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改革措施、改革绩效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现有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自利性倾向较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诉求较为缺失。因此,要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降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应充分尊重转户者意愿,并严格执行城市分类管理原则,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应重点着力于政绩评价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改革。     

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代替户籍制的构想

现行户籍制度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影响着全国范围内几亿人口的流动,是造成贫富差距、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基本因素之一.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制度热点问题,更是城乡一体化建设、民生工程以及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瓶颈.在研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主要内容、弊端及借鉴有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取消户籍制,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代替户籍制的大胆构想,并设计了一元化结构、三证式管理、多层次户籍迁移等新的人口登记管理制度.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

我国现行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政策 ,将公民权益同户口性质相挂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正日益显现 ,亟待加快改革。应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为此 ,要实行公民居住地登记户口 ;逐步实现自由迁徙 ;形成居民户口簿、公民身份证两种证件和常住、暂住两种户口有机构成的管理方式 ;最终确立以《户籍法》为基础、以各地方户籍管理规章相配套的户籍法规体系 ,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公共管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基于不同收入来源的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定程序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发现,由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呈现城市偏向,导致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分配环节影响不同收入来源,城乡收入差距则不断扩大。实证检验同样发现,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不同收入来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区域差异性,结论与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现实相符。我们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体制变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来重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二是通过供给制度的创新,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未来走向

现行户籍制度由于附加了各种复杂利益以及与土地制度关联,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突出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推进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从切实加快户籍改革立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制度、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利益、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行土地确权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着手,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各项配套改革,稳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从财政支出透视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与转变

地方财政支出基本反映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职能履行欠佳,应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强化其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精简机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提高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用财政的预算收支来规范行政活动的方向。     

地方公共品理论与我国乡镇政府改革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中乡镇政府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地方公共品理论,根据农村居民和小城镇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差异,县政府应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镇政府为小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基于社会福利指标的我国财政支出合理化研究

财政支出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通过设计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存在显著的"Amey曲线",但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地方财政支出过多,中央财政支出不足;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投资比重过大,用于公共服务支出过少。研究结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改进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