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论《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

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与北魏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写,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堪称汉魏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本文试从比较美学角度将《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作一管窥,限于学识水平,舛误和疏漏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首先,从《石门颂》与《石门铭》书法艺术的笔画特征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笔的缓、急、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     

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

李斯《上书秦始皇》,又题《谏逐客书》,载在《史记·李斯列传》、《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九.注释则有《史记》的崔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和《昭明文选》的李善注.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论班固创作的个性色彩

班固是御用文人 ,他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他以文章才学为明帝、章帝所宠 ,因而忠于汉朝 ;到了后期他为文名所累 ,被外戚所用 ,忠于汉朝的思想感情受到了影响。虽然这样 ,他的作品都追求真实。他的代表作品 ,在前期有《汉书》、《两都》、《典引》这些“述叙汉德”的典型文字。到了后期 ,写出了《封燕然山铭》。政治局面的变化对班固创作的影响最深刻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有铭楚器订补九则

结合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对王子婴次炉、王子申盏、铸客器等九篇有铭楚铜器的国别、时代、铭文释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考察,对旧说或为辩驳,或为补证并提出一些管窥之见。     

汉《石门颂》在文学史文献学上的价值

两汉赋颂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兴盛。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对此均有述录。从两汉到现今已去两千年上下,沧海桑田,兵燹水淹,而今谁要想看看两汉赋颂本来面目的文字,真似异想天开。然而,在对褒斜道石门汉魏摩崖石刻文字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这样一篇极为难得的东汉颂     

休闲教育与创意思维

创意思维具有“境”和“术”两个层次,前者是透显事物本真的澄明境界,后者是有效创意的思维方式。创意思维的形成需要休闲的心态和境域（境域即为特定时空及体验）,休闲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善用休闲,发挥休闲对创意的积极作用,消除现实教育的弊端,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创意思维。休闲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创意思维之“境”,休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可以启发创意思维之“术”。适应创意时代的发展要求,培养富有创意思维的人才,需大力发展休闲教育。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论范处义解诗之法

范处义宗序思想不仅在《诗经》训解上,还体现在解诗之法以《诗序》为解诗宗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参照各家各派的学说,取长补短;二是考查人物情理,定诗之作者和诗旨;三是提出了"以经为信"的观点;四是对于文义深奥、离奇和不通达的,做到明白清晰;五是对于诗文内容篇章有争议的,参照诸家说法,进行合理删减;六是自得之意,随文论述。     

由《论语》和《诗论》谈孔子以德论诗

由《论语》和《诗论》谈孔子以德论诗@荆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相关公众”作为商标法多项规定涉及的重要概念，其内涵诠释与范围界定是相关司法实践的必解之题。“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关联的消费者，以及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相关公众”的本质为法律拟制主体，亦可看作商标法中的“理性人”。“相关公众”构成主体主要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个案裁判中，可通过构建“相关公众”分析模型，以特定时间、商品服务覆盖范围、商品服务性质特征为主要考量因素，对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进而结合数学集合思想，确定商标法“相关公众”的具体范围。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唐代蜀中赋简论

全文系统而简略地叙述了唐代关于蜀地所作的赋记,引述裁析志史,对唐代蜀中赋的佳作名篇加以解构诠释,以此对于唐代文学赋章的研究作出新的探讨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