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试论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的建立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新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目前的工资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从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来阐明如何建立一个正常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以保障农民工的利益。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边缘化——基于农民工收入与数量等实证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民工数量、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民工工资的历年统计数据,建立4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使农民工工资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城乡、工农政策。4个统计模型的结果显示出了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原理相悖的4个问题,且其中3个模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因果积累循环。通过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农民群体的地位被边缘化并不断加强的结果。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若干基本特点探析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收入消费、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融入城市与市民化等方面日益凸显其基本特点.只有深入、客观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婚育状况、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和市民化等基本特点,才能够多角度、科学全面探析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缺失的各种原因及其完善政策与建议.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分群体分阶段逐步改革农民工体制问题——基于农民工分化与社会融合的思考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农民工群体不仅在数量规模上逐年扩大,而且其内部已发生了剧烈分化,分化为4个不同的群体,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从已经分化了的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农民工中自雇佣个体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质及其社会融合状况,认为当前制订分群体分阶段的社会融合政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公平性研究

采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问题,认为我国农民工工资是被严重扭曲的,这必然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通过分析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不公平博弈,认为企业会一致采取扭曲农民工工资的联盟行动,而农民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是被动、弱势的;另外分析了我国买方垄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认为农民工实际得到的报酬低于企业的边际收益,说明企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因此,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不公平的,需要通过改革措施将农民工工资提高到合理水平。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境分析与政策优化建议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新课题。但由于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困难重重。为此,通过对江西省438个已返乡农民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充分发挥政府宏观指导的功能,为农民工创业提供环境支持;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等等。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强烈,并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高昂的经济成本、自身素质限制等导致他们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发展制度创新,重视对该群体的技能培训和发展,着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财政收支对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研究

目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2亿,还有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从国家财政收支角度研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利用1995年至2006年全国农民工就业与国家财政收支数据,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考虑财政收入(支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时,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工就业人数增加约2 000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联合对农民工就业人数有显著影响,保持适当国家财政赤字运行有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到2015年,我国可基本解决近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劳动过程视域下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抽象农民工”的总体化思维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揭示青年农民工处境形成的具体机制。资本（市场）和工人行动（反抗）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场所、劳动过程中得到清晰展现。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需求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相关部门应在青年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和工作场景中融入柔性管理的精神,从政策层面加强青年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使青年农民工受到更多的尊重,从而进一步融入城市社会。     

佛山市灵活就业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和劳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而相对于具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当前灵活就业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存在诸多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灵活就业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文章通过佛山132个调研数据,在摸清现阶段灵活就业农民医疗保障的现状基础上剖析其存在问题,进而从制度完善、地区转移、保险设计、法律、医疗救助和政策宣传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于完善农民工就业的经济政策的思考

农民工就业状况正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得到改善。在农村,国家加强了新农村建设;在城市,各地加快了和谐就业的步伐。然而农民工就业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户籍制度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就业的总量矛盾。因此,用经济手段扩大城乡就业容量是根本途径。引导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向农村转移,实现"农村工业化",构造"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不足,实现城乡和谐就业的较好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维权呈现合法性支持趋好的结构性变化,从生存型权利向发展型权利的渐进和扩张,其行动意愿及维权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占有和城市社会关系嵌入的状况,那些受雇就业者的临工化境况堪忧,自身权益救济无力且困顿于劳动合同的灰色陷阱,以致讨薪行动“常态性”地演绎。有业可从和获取较理想的收入是农民工行动的首选,目前权益救济的制度性通道拥挤且潜在成本不低,非正式乡土关系网络的聚变性力量不可低估。建立灵活稳定的就业长效机制,形成雇主、农民工和政府多方参与的诉治组织,进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补阙,更能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