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近几年中西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它既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东方主义和其他理论的翻版,而是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的一种隐性意识形态。本文从汉学主义概念的产生和东方主义及后殖民理论的局限入手,提出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汉学主义批评理论,对汉学主义的核心问题进行概念性的探讨,包括:汉学主义理论的意义,研究领域和范围,内在逻辑、工作原理、性质和定义,以及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是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的总体基础之上的智性无意识或学术无意识。但汉学主义的理论不应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批判理论,而应成为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批评理论,把追求尽可能客观、公正、科学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作为终结目标。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很有必要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的二次解放,克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建立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

东方主义研究起于《东方学》,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与方法。学界一方面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意义上批判东方主义,扩大与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域;另一方面则反思《东方学》的学说体系、认识论基础及其价值观念,试图超越其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假设,从或东方或西方的文化立场到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从东方主义到全球主义。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国学翻译的启示

源于后殖民主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权力差异,将目光投向政治、意识形态等更广阔的领域,这给了国学翻译诸多启示。针对西方作品和国学译本中存在的东方主义,国内译者应担起重塑东方形象的重任,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西方世界真正了解国学的精髓,以便于国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最终解构文化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欲将汉学主义构建成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研究汉学主义的产生、兴起、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汉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审视汉学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分析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著,批判对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思想,可以获得一个宽泛的汉学主义演变的历史形成脉络,把握其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点,并了解其性质和主要特征,从而对最终演化为内在逻辑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进行定位.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历史回顾其实是探讨其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后殖民理论及其意义

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是一批旅居西欧的非洲知识分子 ,他们在 2 0世纪 5 0、6 0年代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的问题进行思考。 2 0世纪 80、90年代 ,后殖民主义成为流行世界的文化思潮。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原创性理论 ,主要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霸权”理论 ;斯皮瓦克的“边缘中心化”理论 ;霍米·巴巴的“含混矛盾的杂糅”、“文化差异性发布”、“第三度空间”理论。后殖民理论呈现出复杂性、理论对抗性和两重性的特点 ,但其文化贡献和社会意义非常明显 :对“欧洲中心论”文化立场的批判、东方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都具有重要价值。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     

文明对话视域中的人文科学研究——对汉学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对国外汉学的定性和批判是21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大景观，有较多的关注和较深入的讨论。但从对话论角度，尤其是将对话作为“个体间”对话即“间在”对话的观察还不多见。对话是个体之间的对话，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主客体之间没有对话，而只有认识。汉学主义批评要求剔除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干扰而追求纯粹客观的知识，这在对话论看来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机械认识论。尽管其有效于自然科学，但施之于人文科学则是一种僭越。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其中的异域异质研究，以对话论模式替代反映论模式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演进，也是全球化时代以文明对话化解文明冲突之大势所趋和天理所在。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非洲反殖民传统的灯塔：埃塞俄比亚文化诸相略论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语言、艺术和哲学的摇篮，也是非洲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发源地和重镇。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历史地位使它成为非洲人民心目中的一座文化丰碑和一面精神旗帜。埃塞俄比亚人坚持使用阿姆哈拉语，已成为当代非洲本土意识的一个重要表征。埃塞俄比亚运动具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性质，对近代非洲意识的觉醒和非洲崛起具有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哲学是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智慧，典型地反映了非洲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埃塞俄比亚的艺术是本土艺术与宗教艺术的结合、非洲传统工艺和欧洲现代工艺的结合。以“埃塞俄比亚之风”为代表的非洲音乐元素是美国非裔文学乃至整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回荡的一种旋律，对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

赛珍珠拥有跨文化身份和多元文化观,与后殖民理论家有着诸多异同。她从积极的意义上言说中国,解构殖民话语霸权对它的歪曲和丑化;在与明恩溥的个案比较中可见,她和殖民主义文化立场有着巨大差别。这一切证明赛珍珠有鲜明的后殖民性,对她的研究可以和后殖民主义建立起联系。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形态与立场都比较复杂,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了一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观。     

关于当前文化批评中"中华性"问题的思考

中华性命题是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典型,中国后殖民批评把西方的后殖民理论解读为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视域的局限性.中华性的意义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给予中华文化的发展以自觉意识,其局限表现在:忽视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延续了华夏中心情结,对中国现代性与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等.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国话语

198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逐渐被中国学者置于汉语语境之下进行研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使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不可避免地带上某种民族主义色彩。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后殖民理论的中国话语总体上在朝着思考理性化和全面的方向迈进。文章简要介绍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背景,并试图从理论评介与理论实践两个维度进入,描画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并分析和点评了其中的不足,希望国内的后殖民研究话语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多样化。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