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

从传统海关制度到新式海关制度的海关制度变迁历程,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中外商人的利益博弈,也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海关制度绩效的竞争.以任用外籍人员为表象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商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不过,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     

赫德与鸦片"税厘并征"

“税厘并征”是晚清鸦片税征管制度的一次重要改良。总税务司赫德为扩大海关权限,积极促成海关介入洋药厘金的征收,并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换取税厘并征在港、澳地区的施行,进而又借土药税厘并征企图插手中国内地税政。鸦片税政改良,虽有助于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巩固,但同时也奠定了海关在清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从而确保了英国在华利益。     

外籍身份与制度转型:以海关邮政兼并工部书信馆为例

在晚清新式邮政的建立及邮政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把持海关大权的外籍官员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引入西方新式邮政的知识,模仿建立新型的邮件收递制度,并尝试通过兼并内陆已有的商埠邮政,以扩大制度基础而催促新制的成熟。在此过程之中,清廷官吏始终未有实质参与,而多为海关外籍官员与租界工部局之间的互动博弈,由此可见,晚清制度转型之中"身份"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既为制度转型打下基础,又成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所批评与抨击的对象。     

晚清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主要来源分析

晚清时期,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台湾地区自筹经费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两个部分。其中,官办体制下的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来源主要包含海关税收和厘金;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则主要来源于厘金。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财税制度的新变化。     

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

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英国人包腊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1872年出任粤海关税务司.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他参与了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包腊参与中国外交的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由此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旧的海关体制被以外籍税务司制度为主的新的海关管理体制所替代,海关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运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利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有关通令和其他相关文献,对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过程、行政结构、人事构成及其权属关系和内部约束机制进行了论述,对这种制度能够在中国存续发展近一个世纪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西方对中国近代海关的改造并不是施惠于中国,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下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     

论关税成本规律对走私及关税增长的影响

目前 ,中国关税具有明显财政性 ,财政性关税受关税成本规律影响。以税养关的关税成本约占关税收入总额的 1 0 % ,成本太高是奢侈 ,成本过低生腐败。一方面要按照关税成本规律给足海关经费 ,杜绝地方财政介入 ;另一方面对地方支持海关征税缉私的成本支出给予适当的补偿 ,防止因利益冲突而放纵走私 ,从财政利益方面改善海关执法环境。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 :遵循关税成本规律是财政关税时期确保关税持续稳定增长的制度保证。     

外商银行与近代中国财政--以清末民初关盐税款的移存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盐税款是历届中央政府对外举债的重要担保品。清末民初,值中央政权更替、政局动荡之际,在外国列强暗中支持下,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和国际银行团先后以保障各国债权人权益及偿债基金稳固为由,通过一些渠道或手段攫取了觊觎已久的中国关盐税款的存储保管权,关盐税款相继移存在华各家外商银行。随着巨额的关盐税款源源不断流入,外商银行逐步成为近代中国财政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亦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

晚清海关简介 中国古代海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海关,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三千年前的西周。秦汉以后,关卡增多,开始征收关税,海关制度逐步建立,但大都偏重于陆地关津。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在沿海城市和港口,陆续设立管理船舶进出的市舶司,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关的初步基础。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厦门、宁     

深化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策略

以市场化为核心推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已逐步为人们所认可。但是首先要明确的是 ,由于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标是要成为明天市场的赢家 ① 。要达到这个目标 ,重要前提不仅是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还要求在我国农村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结合 ,还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达到现代水平。其次 ,如果说我国农村初期的改革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话② ,那么 ,当前要进行的农村市场化改革则必须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也就是说 ,政…     

文艺制度的悖论及其成因探讨

文艺制度必须遵循社会规律与文艺规律的双重机制，其制度化、体制化、法规化与自主性、自立性、自由性构成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文艺制度的悖论，在其对文艺的保障规范的双重功用中，一方面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起着消极的负面作用，由此形成文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性弊端。必须通过文艺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实现文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权框架结构

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一般基础,在于以资本所有权为核心的所有权框架结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以实物所有权为核心的所有权框架为以资本所有权为核心的新体制框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股份制的推行,都只有从明确国有资产所有权和国有资本所有权人格化主体的方向入手,才能有新的突破。而国有资本所有权人格化主体的塑造,又必须根基于界定国有企业职工的双重地位。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     

宪政体制论析

宪政体制是以宪法体系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核心的政治体制。本文从非价值判断的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类宪政体制。本文指出，常规性（多元）宪政体制与非常规性（一元）宪政体制至少都承认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定程序；都不承认天然血缘关系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都把政党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在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上、在权力的制约性上、在政党制度、文官制度以及在是否承认少数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方面，二者有根本区别。     

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建构——基于社会福利权的考察

兜底性民生建设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环节,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权的必由之路。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中,兜底性民生建设兼具权利论与义务论的双重意蕴,是社会福利生产集中化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探索形成以责任型制度理念为引导,以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并举为核心,以“需者福利”为原则的兜底性民生建设形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系,需要建立在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宏大视野之上,须以积极稳健的举措接纳和解决复杂化民生问题,须淡化身份标识、制定具有专门性、针对性的社会福利政策,须以就业兜底帮扶为核心,实现社会福利个体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内在均衡。     

江南省海关设于庙湾考

康熙帝平定台湾后,诏令在江南省设立海关,而史学界对于江海关的始设地点却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淮安府云台山”;二是“松江府上海县”;三是“镇江府云台山”;四是“先设于云台山,后迁上海”。笔者认为,江南省海关始设于两地,除松江府上海县设有海关外,另一处在淮安府庙湾镇;淮安府云台山和镇江府云台山均未设立海关。根据有四:其一,《阜宁县志·关榷》记载:“庙湾(雍正九年改为阜宁县)本无榷政,明万历间,倭警方剧,创筑庙湾城,乃设关榷商税……我朝康熙二十四年,诏弛海禁,部议以庙湾通大洋,海艘出入,宜自内差督察。由是专差部员为上海监督…     

浅析日美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初期日美所建立的日关安保体制逐步发生了嬗变,至冷战格局瓦解后,质变为以日美军事联盟为核心的新日美安保体制,昔日的日美同盟得以重新定义.此文拟从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的视角,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由德国模式看双重体制下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由原来的公共体制垄断，逐渐转变为公共与商业体制双轨并存的媒介制度。双重体制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带入了直接的市场竞争。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公共电视自我评价以及社会评价标准的混乱。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