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性——基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意识的调查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是由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形成的一种新风险,体现了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具有不确定的副作用。基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倾向于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社会后果较严重、风险显现时间较长、比较可怕、比较担忧、大部分可以认识到、大部分可以控制、较不能接受。可见,公众基本上将转基因食品视为一种对其健康构成损害的食品安全风险,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主要是一种负面性认识,并且已经放大了风险的实际后果。此外,从公众选择"不清楚"的比例分布看,有很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模糊认识。针对公众的负面性认识和模糊认识,一方面要对转基因技术试验与应用推广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区分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及时、客观、公正地向公众传达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     

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制监管

2012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深入而持续的讨论。中国虽然制定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但与转基因产业的快速发展相比仍显不足。鉴于转基因食品尚不确定的安全风险,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制监管,以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合理运用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食品企业破产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创新研究

食品企业破产法律风险防控机制有利于弥补政府对食品安全规制的不足,实现消弭食品安全危机的目的.财务危机是食品企业破产法律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法律责任风险是导致食品企业财务危机的重要因素.破产法律风险防控决策包括风险因素转移、降低和承担.食品企业破产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防控机构、制度、文化和理念构成.     

向权力说真相：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之运用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必须依赖于对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具有优势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活动。然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通常不愿意向其提供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反而采取一种集体沉默策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需要发现并利用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和通过激励制造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来打破同行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的集体沉默,它也需要运用激励性的策略来打破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内部职工的集体沉默。而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在运用这些策略时,必须通过行政法上的制度来加以具体化,从而为其行为获得合法性。举报人的奖励及其权利保护制度、正式互动制度和非正式互动制度,都是行政法可以提供的制度形式。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地位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诸多问题有很大关联,这种局面势必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及我国食品的国际形象.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通常将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列为本国优先采纳的安全标准,只有当本国标准高于国际标准或区域标准时才采用国家标准.这一做法不仅将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也使本国的食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对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具体适用及其适用原则重视不够,需进一步完善.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研究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具有不同于一般警务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只针对“重大活动”,还立足“食品安全”,而非一般的公共安全。这也决定了警务模式的主体是公安机关,适用对象是重大活动中的食品保障,重心是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而非食品安全事件处置,措施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模式建构的价值在于提高警务运作效能和专业化。该警务模式兼具应急警务和情报主导警务的双重特点,以合法、安全、效率、科学为基本原则。由此,警务模式的主导机构以市级公安机关为宜,风险应对与危机处置是其核心内容,其管控领域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但公安机关在不同阶段的职责权限有所差异。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过程中,公安机关主要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预案制作、风险评估与预警以及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其他参与主体的职责有明显区分。在警务模式的具体运行机制上,结合公安机关的权力属性,公安机关所进行的风险性识别应当以“人”的风险为主,而以食品本身风险为辅。在活动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是全链条、全过程的,公安机关需要实时强化对风险点的监控与信息收集,并及时对相关信息作出研判。在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注意技术层面的...     

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事件凸显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及监管存在的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刑法理论是值得提倡的。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功能,加强公共安全法益的保护,优化食品添加剂安全法益结构。笔者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的刑法功能表现在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分担、风险转移,即安全法益分级、法益前置保护、严密刑事法网、风险义务分配、刑事推定适用等五个方面。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食品安全风险:引发因素、传导机制、演化特征及治理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构成的自然性因素与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构成的人源性因素所引发的,并且以直接或间接传导方式沿着供应链运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诱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点,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一个国家或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内在地取决于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进程被大大加速,风险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既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

现代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主观建构性"。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食品安全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综合特征,大多属于一种复合性风险。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着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多重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分化性特征,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着加重政府责任而相对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现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特点和建构特性将使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既面临极大挑战也面临创新机遇。政府应在科学全面地把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众养成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同时弱化风险的人为建构和放大效应。     

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

作为科学技术的"双刃剑"说的放大和提升,风险观念语境下科技伦理观不仅从价值层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的"异化",而且揭示出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诸多现实矛盾.这些矛盾既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映射出入与社会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既有赖于反思传统科技伦理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伦理关系,更有赖于建立新的科技伦理观.尽管风险观念呈现出以"批判性"见长的理论特征,但其"建设性"的维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具体地说,风险观念语境下的科技伦理观,试图把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批判与后现代伦理诉求结合起来,倡导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全球性发展责任伦理、"向社会开放"的科技伦理和科技责任伦理.这对于化解科技风险危机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伦理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只有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可能切实解决科技风险危机问题.     

河北省食品安全的社会学思考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河北省各级政府极为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态势良好.但由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社会控制模式转型和强势社会阶层的疯狂敛财以及少数食品生产企业的急功近利,食品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为了防止、控制和消除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预防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河北应当建立健全社会控制规范体系,推动转型社会控制模式的转换,积极培育现代社会新型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积极推进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对公众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知识教育,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监管方式由重打击到重预防,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率.     

大数据时代我国食品安全的伦理考量

"互联网+"这一技术范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评判。结合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立足以"互联网+食品"为学术关切。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完善食品安全伦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不断丰富和发展食品安全道德文化的学理根基,构筑诚实守信的防护体系,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道德文化数据素养,推进科技伦理体系建设,凸显食品安全道德文化价值,在自由与规制平衡中建构食品安全道德文化生态。     

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风险及其防范

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使当前社会陷入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如果说,传统风险是"外部风险",那么,现代环境风险则是"人造风险"引发的现代性后果、不确定性后果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后果,这与GDP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科技理性的膨胀和社会体制的弊端无不相关。通过推动企业经济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变、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变革、构建"政产学研"联动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并搭建社会公众的环保参与平台,从而推动责任伦理体系的建设,对于积极防范并化解环境风险,以及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法律归属与要件扩容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丑闻迭出,重典治乱已成食品安全治理之共识。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期间的讲话表明了国家重典治乱的态度与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虽然对我国食品安全丑闻做出了法律回应,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却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食品安全犯罪之法律归属及客观要件的分析入手,提出应将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范畴,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要件予以扩充:应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掺入"行为扩大为"使用"行为;法律界定应将食品添加剂纳入"食品"的概念范畴;强化专供特定人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食品添加剂领域失范行为的刑事限制研究

食品添加剂一直在现代食品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发生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各种失范行为已严重危及到公众健康的安全。文章通过对现有食品添加剂领域失范行为刑事规制不力的分析,认为正视此类犯罪行为的特殊属性,引入风险刑法的归责理论,在立法技术上进行有益探索,完善规制食品添加剂领域犯罪的立法体系,根据《食品安全法》增设相应罪名,并明确不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是必要之举。     

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的需求日益增强。已有经验及现实表明,事后的危机应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转变理念,树立风险规制的意识。风险规制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三个环节。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伸出规制之手,强化政府的监管能力,还应注重对规制之手的约束,并加强风险教育。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