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以羌族旅游为例

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本文以羌族旅游为研究个案,通过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的语境分析,再现了在旅游过程中,羌族作为地方传统性的异族形象不断被来自中心的旅游者所强化和认同,另一方面羌族自身又在不断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传统性的异族形象的复杂过程,从而揭示出中心与边缘在推进现代性与保持传统性的矛盾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所带来的双重影响.     

“中心—边缘”：书法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景云碑》书风成因研究

作为记录汉灵帝推行“强本弱末”政策，迁徙人口至关中和巴蜀地区的见证，《景云碑》的出现让我们对于汉碑分布区域的问题需要做出新的学术努力。这两次迁徙带动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得书法地域风格的改变轨迹得以凸现。《景云碑》书风异于巴蜀地区书风，而是更趋同于中原地区书风，其中因政治活动所导致的书法风格发生改变。而《景云碑》的出现也可以佐证西南地区的书法艺术相距于中原地区书法艺术的差距逐步缩小。从书法文化地理上“中心—边缘”探究《景云碑》书法风格的成因，并探究如何实现书法风格与文化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我们深入考察汉代石刻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论边缘文化与复合型文化──以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为例

本文通过对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分析,认为在多种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带形成的一些新民族如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和撒拉族等民族的文化有较突出的复合性,可称之为“复合型文化”。     

当代文学中的藏地情结与现代性焦虑

被认为是地球最后一块绿地的藏地，不仅是当代文学中“他者”与“我者”共同的“故乡”所在地，也具有相同的“悬置性”感受。这种“在而不属于”的生命体验是不同空间文化间隔性的表现，即藏地寻梦的幻灭与藏地故乡书写中的反现代性。当代藏地情结以地方性视野表现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文化困局。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近百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指出现代性焦虑的发生与“激进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文化之间具有密切内在关联。认为对当代文学中藏地情结与现代性焦虑的关系研究的现实性意义在于通过溯源当代藏地情结的缘起，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困局把脉问诊，指出如何完善现代性的未来方向。     

从想象、走进到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缘”研究谱系

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缘"不仅是与"中心"相对的空间范畴,也是一种反思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霸权、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话语和研究范式。在从想象、走进到反思的演变过程中,"边缘"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猜测到实证、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多元化、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转换。     

文化边缘地带旅游业的发展选择

本文通过对文化边缘地带发展旅游业的基础环境特质性分析 ,以及旅游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 ,探讨了旅游业发展的自我制衡性规律和内在演化机理 ,提出了关于文化边缘地带旅游业发展所应肩负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使命 ;对解决文化边缘地带旅游产业化进程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强调了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边缘地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心”与“边缘”之间：武陵山区的人类学研究理论路径与探索

武陵山作为西南与中原、边疆与内地的重要联结区域,不同文化在此空间中接触、互化与融合,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富矿区。在“中心-边缘”和“走廊-通道”等理论视角研究下,武陵山地区的“中间特质”及其文化上的复合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从“中间地带”这一理论概念理解武陵山区,不仅有助于打破自然地理上的阻隔、行政边界的限制和文化上的区隔,也利于对前人理论进行综合与提升,进而更好地解读这一区域的人群历史记忆、文化复合状态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     

断裂与重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潜在课程研究

本文所探讨的潜在课程重点在于“潜在”上,目的是想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性学校教育中的潜在课程是如何存在的,它潜在地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经研究发现,潜在课程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冲突的关系,表现出了“断裂”与“重构”的文化现象。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探讨潜在课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和个体的潜在作用:作为文化断裂,类似于强制地要求停止你以前的思考和习惯;身份重构则要求你必须获得与以往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并先适应学校中生活和现代性要求。     

现代性与地方性交织中的民族教育:走向、困境与出路

现代性不断嵌入到边缘地带,将孤立封闭的地方社会纳入外部社会体系之中,改造着传统的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现代性的承担者,民族教育在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经济与文化、同一与差异之间,面临着内在的矛盾.因而,需要在教育空间编织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从国家、地方与个人三个层面推进多元文化教育.     

边缘: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关键词

“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边缘与他者并不冲突,从本质上讲,他者都是边缘的.边缘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将使中国人类学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

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被支配到备受关注的认知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缘与核心之间的关系及其主体性研究历来广受青睐.在区域经济学与史学研究之中,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尽管是动态的,但总体上仍处于被支配地位；在人类学看来,边缘虽与中心相对而生,但其主体性却不容忽视.     

重访云南三村及中缅边境地区——瑞士卢塞恩大学人类学教授尤瑞格·赫尔宾(Jürg Helbling)专访

2012年1月,笔者就云南三村及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心-边缘＂关系、民族政策、农业现代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采访了瑞士卢塞恩大学（University of Lucerne）的人类学教授尤瑞格·赫尔宾（Jürg Helbling）教授。尤瑞格认为：费孝通先生关于云南三村的研究和理论仍然非常适合当前此地区关于中心与边缘问题的研究;此外,李伯重、黄宗智、李中清、王丰等学者的作品也很有启发;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在昆明和玉溪与在中缅边境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时,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大,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似乎胜过了＂中心-边缘＂问题的重要性;在佤族地区,一方面政府尊重佤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佤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前景堪忧。     

全球化时代之现代性与文化认同

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和概念,在基本界定了"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内涵基础上,分别论述了"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以及"现代性"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存在与超越——论人类学的中国范式

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引入中国已届百年。人类学范式中国化的理念与形制也一直在消化、融合、建构和创新,它不仅涉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我者”和以东方为边缘的“他者”的范式原型,包括如何在现代性背景中嵌入中华文明家国天下的话语转化,而且表现出中国人类学家的异域、本土化求索的生命历程。文章分析了在人类学范式中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背景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近代以降从颓弱到强盛的历史轨迹,我国乡土社会以宗族为脉络的结构表述,以及中国人类学家从返回祖国到走向海外的历史逻辑。     

情系陕北山歌漫漫 ——评《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

走进陕北,聆听陕北发生的动人心弦的音乐故事,近距离感受陕北音乐文化的无限魅力与陕北人民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爱音乐的人文情怀,张振涛教授在《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一书中以"现代性"理念和文化资源再生的视角描述陕北地方音乐文化的发展,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历史与现代结合的陕北民族音乐画卷.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