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僧团正法久住--从《四分律》探究佛祖结戒本意

佛陀为“法得久住”制定戒律,流传到中土的主要是《四分律》为主。《四分律》从佛祖结戒的缘起和结戒的内容上都反映了世尊“和合僧团、正法久住”的结戒本意。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关于唐代律赋批评的两个关键词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宗,有"媚丽"和"清丽"之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以张晋藩先生的律学论著为中心

近20年来,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法律史学者,对清代律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涉及律学抑或法学、律学的研究对象、律学的基本特色、律学的成因考掘等论题.其中,传统中国的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张传统中国也有法学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必然结果;而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果.虽然传统中国律学与西方(现代)法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律学也是一种法学的判断.而在法学家族中,曾经产生过多种不同模式"复数"的法学,其中既有西方范式的法学,也有传统中国范式的法学.重要的是如何描述传统中国律学的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独特品格,考究它的历史成因,从而"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进入并理解传统中国的律学史或法学史.     

吕大钧礼学实践研究

作为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传人,吕大钧传承了其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将礼学思想具体于行事,躬行礼教,严格家法,推行乡约,致力于乡村治理,实现了礼学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研究吕大钧礼学实践,对改变当今社会不良风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相分与相融:宋代禅律关系的思想史意义

宋初,禅、律的发展即相对成熟,但由于修习途径与持守方式的不同,两宗在诸多方面相互排斥。反映在思想史上,则为有宋一代禅、律的"相融"与"相分"。本文从禅宗规式的律学化倾向、以净土宗为载体的禅律相融状况、禅律关系对思想史主流儒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讨论宋代禅律关系的思想史意义,认为禅宗通过丛林清规实现了戒律的自主性,从而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律宗逐渐成为禅宗以及其他宗派的规范性思想,因此丧失了在义理上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但就思想史而言,禅、律二宗在宋代与新儒学(理学)的交融,却共同促使了佛学思想的外溢,将儒学心性和伦理问题引向深入。     

李光史事易学初探

李光作为"南宋四名臣"之一,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文学上也久负盛名,但是作为"史事宗"易学代表,关于他的易学渊源以及易学思想却鲜有深入研究。文章以李光的《读易详说》为载体,结合南宋社会现实,探究他的易学渊源、易学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李光并且深入把握易学史中"两派六宗"之一的"史事宗"易学。     

发端于中国本土的“软法”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透析及其逻辑解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在当前的法治体系建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将外来的"软法"概念及其"软法"思潮移情于中国本土,方可以认知"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在实践中,"党内法规"的"软法"旨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党内政策-法与政策的集合体-软法"这一范式转换逻辑。在蜕变为"软法"之后,"党内法规"又与"国家法"演绎出共生、共治、背离三种互动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衔接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则需首先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旨趣的融通,继而达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制度对接,促成两者双向建构。     

义净记载的天竺计时体系

唐代高僧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详细描述了当时南亚佛教僧侣的日常生活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出于对戒律的关注,义净仔细考察了当地的计时系统,即日影测量与水漏计时。此类具体而微的对古代印度计时体系的描述,在汉文佛教文献中甚至于汉文传统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洛州无影"的记载,激起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而名为"旋右观时"的这一段文本,不仅仅记载日影测量,还有水漏计时与旋右的礼仪。本文进一步探索了义净记载的古代天竺计时体系——日影测量和水漏计时。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戒律问题

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壁画内容主要有本生、因缘、譬喻等内容,从壁画内容上分析,是小乘佛教戒、定、慧三学在佛教实践中的反映.根据佛教"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划分,这些壁画内容都属于律藏系统,这些故事画绘在石窟中,起到强化戒律、静思禅定的作用.龟兹地区出土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典,这与古代龟兹地区一向戒律严谨是相一致的。     

中国古代律学浅论

本文以"何为律学"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剖析了历代律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特征,探讨了传统律学的近代转型,并由此阐发了关于中国古代律学的几点评论:研究的环境是笼罩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主义政策之下;研究的主体是处于附庸地位的律学家队伍;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刑法为主的公法文化.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三家《诗》的传承及其师法、家法问题

师法、家法是经学传承中产生的概念。汉人传经重师法、家法 ,但这是相对的。从三家《诗》的传承来看 ,三家中的每一家中 ,在两汉 ,特别是西汉 ,不断有“自名其学”者 ,表现出对师法的发展甚至改窜 ,也是对原有《诗》派的分化。这种分化 ,显示了三家《诗》的发展历程。所以 ,由师法分家法来看 ,过分强调师法、家法是不符合汉代经学发展实际的。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全真南宗与重玄学

重玄学与道教丹鼎派(包括外丹派与内丹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全真南宗理论中不仅有"重玄思维"、"重玄境界",而且其内丹心性论中的"辟中"、"粉碎虚空"、"忘忘"等亦透显出"重玄"意蕴,折射出内丹学与重玄智慧的交融。当然,由于全真南宗与重玄学分属于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潮,它们在性命观、工夫论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齐白石的长寿秘诀

正七戒一戒饮酒。齐白石认为,酗酒有害健康,他除了有时饮少量葡萄酒外,平时很少饮酒。二戒空度。"人生不学,苦混一天。"齐白石每天绘画不止,不让时光虚度。他逝世前一年仍作画600余幅。三戒吸烟。齐白石不吸烟,家中亦不备香烟。四戒懒惰。齐白石坚持自己料理生活,如补衣、洗碗、扫地等活,都亲自去干。五戒狂喜。齐白石的画经常获大奖或被选入国际画展,他隐乐于心,平静坦然对待,毫无狂喜之态。六戒空思。齐白石认为,空思空想无益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龚自珍性格与学术中的近代意识

龚自珍的"狂"、"怪"、"呆"人格特征是在传统社会面临崩解、西方文化之山雨欲来冲击下形成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的"异端"符号。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召唤着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型的转化,龚自珍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他毅然"烧尽虫鱼学",由汉学考据转向经今文学,而又不谨尊常州学派之家法,学主兼综,不立门户,反对荒诞迷信而具有近代科学色彩,确立了"通经致用"的治学大旨,"甘作东京卖饼家"而"慷慨论天下事",开近代风气之先,并将学术重心由经学转移到史地之学,"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社会规范:多元、冲突与互动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与立法体系的完备并不呈正比例关系,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越发明显,从而造成了"越轨泛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偏颇,运用法律多元理论和位阶概念,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可以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这三种社会规范形成了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根植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移植于社会外部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十分脆弱,规范冲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变异、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建构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需要在"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强调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