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为阵的博弈——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对历史学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对已有的解读视角——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将国家-社会关系引入到分析中,从立体的层面展现出了清乾隆年间的强国家形态,分述了社会结构的四个层面在叫魂事件中的不同行动,通过对这四个层面功能的分析和互动的透视,来审视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力量,以及社会的反作用力.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经历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向及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次调整、转变和互构过程.从社会互构论视野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建构趋向:国家职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和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当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市民社会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路径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探讨更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     

从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在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不管是存在＂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以及＂强国家、强社会＂等实践模型的探讨,最关键在于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而从制度能力和职能范围两个方面出发,无疑是考察与确定国家与社会合理限度的有效视角。而制度能力维度的考察,又涉及到从国家的自主性、行动能力和国家的合法性三个方面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也正是围绕着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两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变,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又为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法团主义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法团主文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民间组织研究的多维理论视角析评

近二十几年的民间组织研究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多维理论视角可以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有市民社会理论视角、法团主义理论视角和治理理论视角,中观层面有组织分析理论视角,微观层面有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改革所带动的社会领域改革营造了多学科进行民间组织研究的需求,民间组织的研究需要采取"学科综合-视角整合"的立场.在当前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中社会整合理论将在民间组织的研究中焕发新的活力,使民间组织的研究呈现更加多元的视角.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市民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含义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同一.黑格尔则彻底颠覆了传统市民社会的哲学含义,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三个层面需要体系、司法制度和外部秩序.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

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层面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思考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思考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异质性和开放性,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视角.     

超越韦伯式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从其起源于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传统来看,它继承了几个倾向。不管研究者的具体聚焦点为何,他们都有着就国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大规模归纳的偏好。关于国家的观念本身也带有传统欧洲国家形式的印记,仍然将其描绘为科层制的、韦伯式的官僚机构。与这种国家观相一致,该领域的分析者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即假定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并不总是实际上分开,但也可以在分析上作出鲜明的区分。本文指出,事实证明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不足以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种种趋势都已经改变了韦伯式国家和与之相伴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总体类型。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增加,并趋于多样化和采取多种形式。将国家与民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想象可能也正在逐渐变化。多个领域的研究,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到本地治理、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学,都揭示出通过传统国家—社会二分法手段几乎无法充分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两种视角的分析

路径依赖理论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基于对休厄尔、马奥尼等学者作品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路径依赖"理论总结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并从理论特点、适用场合、分析方式(解释还是解读)等维度具体比较了两个视角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不仅把时间性带回了历史社会学,也体现了赵鼎新所说的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结合。本文同时认为路径依赖两个视角所蕴含的解释和解读分析其实并不互斥;解释和解读的融合、结构和时间叙事的结合都是历史社会学的题中之义。     

婚姻礼仪:一个多学科的分析框架

从已有研究来看,婚姻礼仪的研究处于多学科的分析框架内:历史学视角重视脉络辨析;民俗学视角重视文化解读;人类学视角侧重意义追寻和理论探讨;社会学视角侧重社会变迁和宏观背景.目前的婚礼仪变迁研究在连贯性、系统性、研究重心分布、研究视域以及中西理论视角差异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树立问题意识、加强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双重分析是婚姻礼仪多学科研究的关键.     

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的透视

官员不作为之所以普遍发生,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对官员积极有为的激励失灵。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分析,社会在转型期容易形成向国家转嫁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国家在转型期则因为稳定焦虑感的上升而对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不应有的容忍空间,这在两个方向上都对官员积极作为形成了负面激励,导致官员普遍采取能够降低追责风险的不作为策略。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必须寄托于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建构,其中的要点包括要建立一种以依法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格局、国家应适度降低社会转型期的稳定焦虑感、厘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责任边界,以及夯实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机制等等。     

理解、知识与意义:彼得·伯格的解读社会学

以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理解为研究出发点,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将知识社会学从特定的社会学分支拓展为一种解读日常生活经验的独有视角,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研究。不仅如此,伯格的解读社会学试图以人本主义回应社会学家的乌托邦激情,并解决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张力,这在技术重于思想的当代社会学界尤其值得我们反思。从理解、知识与意义这三个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通过连贯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伯格的经验研究,并考察他如何在肯定社会科学价值无涉的同时探求超越性的伦理价值。理解了伯格的解读社会学,我们就理解了古典社会学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科学之间的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