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及其分析

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 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原则,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及苏联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列宁主义的时代特点与中苏两国国情的相似性是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原因。对待列宁主义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 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邓恩铭的自我革命思想及现实启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作为十三名代表之一的邓恩铭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自我革命思想,彰显了高度的自我革命精神.邓恩铭的自我革命思想萌生于其早期的家国情怀,在领导成立早期无产阶级组织中催生,完形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最终形成了以自我革命方式、现实指向、动力源泉和制度保障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思想,即依托社会革命开展自我革命,忠于共产党人的革命者本色,坚定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念,积极健全党的制度建设等.分析邓恩铭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内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要求我们坚持自我革命拒斥"告别革命论",以党的自我革命促进新时代条件下伟大社会革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从《姊妹革命》探析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中民主模式的差异性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由于其时间上的相近性,革命爆发的相关性,以及革命本身的相似性,人们常称之为＂姊妹革命＂。它们都是在启蒙思想的呼召下进行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对＂姊妹革命＂本身的差异、走向及影响进行分析,探析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中民主模式的差异性。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建设和谐文化与承继革命文化

在和谐文化建设中要不要承继、怎样承继革命文化传统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中国和世界文化进步的经验教训看,建设和谐文化需要承继革命文化成果;从革命文化的内容体系和根本目的看,革命文化中蕴含和谐文化,必然向和谐文化转变,和谐文化能够承继革命文化。和谐文化建设要正确承继革命文化成果,就需要全面分析革命文化内涵,继承革命文化的积极成果,并以历史的态度对待革命文化。     

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同样是一个根本问题。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正确与否,是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标志。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     

拥抱革命也不容易——唐璆一生对革命之迎拒

生于1874年的唐璆,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并在世纪之交一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6年左右,唐?在湖南谋划过一次武装起义,但未能成功,之后逃脱到日本。日本是革命派的大本营之一,按常理,作为一个革命者,唐?应该会从此结束单干的局面,投入到组织中去才对。然实际情况却相反,他在日本加入了主张立宪的政闻社,1908年,还跑到新加坡,与革命派进行论战。在那之后,唐?再也没有回到革命的阵营,即使到了革命成功、共和告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的经历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后,爱国志士对待革命的态度其实有复杂的一面。在革命未成之前,有志救国者未必都坚持革命,在革命既成之后,也不是所有忧国者都认可革命既成之局。     

土耳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都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性大国。因而两国关系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1979年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两国在此之前的密切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伊朗新政权建立后实施了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化的外交政策。虽然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土耳其政府在伊朗革命不久便迅速承认了霍梅尼政权。土耳其还以克制的态度对待伊朗的激进政策。并且拒绝与美国一道制裁伊朗。总体上来看,两国关系在伊朗革命的危机当中平稳度过,而且为土耳其政府在随后的两伊战争中的中立政策打下了基础。     

科学革命的边缘

本文阐述了科学理论与科学观念的统一 ,进一步提出了科学革命是理论更替与观念转换的统一 ,并揭示了科学革命的根源 ;建立了科学革命的数学模型 ,分析了科学革命发生的边缘。     

论邓恩铭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现实指导意义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他在山东省立一中的学习,他积极组织并参与了支持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成立了进步的学习社团,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他的这些革命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启示意义.     

英雄的消隐--论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嬗变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是不同时期产生在新中国文坛的不同小说形态。它们体现着各自的时代精神。本文对比研究了以民国时期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 ,以人物形象的嬗变为切入点 ,从意义与行动、价值诉求与性格塑造、出身与性等三个维面对二者作一对比考察 ,分析了随着时代变迁 ,小说中人物行动由充满意义走向无意义 ,价值取向由集体转向个人 ,对肉体态度由神话到亵渎的演变。指出了作品风貌与时代精神的天然契合 ,小说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镜象。     

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论能源革命与法律革命的维度

科学技术革命需要制度革命,构成第三次经济革命的能源革命更需要制度革命,特别是需要处于正式制度核心的法律革命.制约能源革命的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是通过法律规则的改变而实现的,法律革命因此成为能源革命从情景走向现实的契机.较之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能源革命要改变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及其生产方式,还要将人类推向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型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革命也将是包容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真正革命,是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革命.法律革命要改变人类上千年的制度惯性,必然包含着激烈的政治冲突与法律博弈,其远比能源革命更为艰巨,需要法律人的努力,更需要政治家的智慧.     

科学革命:类型与本质——对库恩科学观的探讨

本文分析了库恩关于科学革命具有两种发展类型及其关于科学革命本质特征的论述,认为库恩后来关于科学革命的态度渐趋温和,更多关注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对库恩的科学观尚需作更深入的研究。     

论新疆三区革命

在概述新疆三区革命发展的基础上，论述了三区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分析指出了三区革命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五四运动的革命双重性论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五四运动涵盖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具有双重性:催生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文学革命为工具,以反封建为手段,对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想、新的革命政党和新的领导阶级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相似的革命不同的结果 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

到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在世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进行了“三次真正的革命”。除古巴革命外,其他两次革命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墨西哥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进行得更彻底,加上它所继承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优越性,使它在革命后走上了稳定发展之路:玻利维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叶,革命是简单的城市暴动式的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加上它所继承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因素,大都不适合于经济的长足发展。因此,它在革命后仍然是政权更迭、经济贫困。这说明,革命只是历史的火车头,它不能一劳永逸。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