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还是美学芽——梁实秋对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探索

1937年,梁实秋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他以伦理学为文学批评的皈依,强调文学应关注人生,反对朱光潜将美学运用到文学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形式美学,不能实现价值意义。他的观点与周扬提倡的左翼新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左翼新美学的经世致用式的现实功利性追求也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兼顾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秩序的重建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他引起的文学论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重建,它既校正了"五四"文学的流弊,对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文学的现实力量,使文学批评脱离主体感受而走向学理化.梁实秋所倡导的文学理性、文学道德和人性论虽被文学史误读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对新文学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论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兼论与左翼作家的论战

"人性"是梁实秋谈文学的基点,他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应是在理性制约之下的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是没有时代与阶级的分别的,具有永久性.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的论战,首先是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论争的焦点并不在同一问题上,是一场错位的论战.他反对左翼文学,除了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学观念的原因外,还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密切相关.     

梁实秋文坛论争的三部曲——以梁鲁论争为中轴

梁实秋一生文坛遭遇沉浮,论争是其标签,论争也是其最基本的姿态,其思想在论争中提出、发展、升华和修正,而其文学话语的是是非非在很大程度上与鲁迅休戚相关。本文以人性论为立足点,以其论争的三阶段为线索,通过人性论与自然人性论、人性论与阶级性及与抗战无关论的辨析,以"论争"手法为切入点,目的是突显其基本文学见解及其底蕴,以期给当下学界以启示。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新月》月刊与梁、鲁论争

梁实秋与鲁迅之间的论争长达八年之久,《新月》月刊自始至终都是梁实秋表达观点的重要阵地。梁鲁论争双方以对文学属性的不同理解为基础,围绕文学的普遍人性与阶级特殊性＂、少数＂的天才论与＂大多数＂的大众性以及翻译等问题展开,其中虽不乏情绪宣泄的成分,但对于拓展文学理论的多元认识、提高文学批评实践的科学性和提升文学翻译的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重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粱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一位不合时宜的批语家－－梁实秋

梁实秋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专业批评家.他的文学主张最明显的特点是建立在新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二元人性论,而艺术至上主义却时隐时现地贯穿于他批评活动的始终.他独特的批评理论不失为新文学的一种有益互补.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理论脱离了现实社会政治环境而为社会所不容,使他成为一名久享骂名、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史料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学论争是最为复杂的.由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观念左右文学史的研究,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评断文学发展的脉络,因此,在这种语境中,长期以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成了新民主主义史的佐证与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大多以武断的言论予以评判,以先人为主的观点按图索骥式地运用史料,上纲上线式的分析使文学论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使某些原本仅仅由于文学观念分歧导致的文学讨论、文学论争,常常变异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甚至连当时朋友问对于文学的切磋,也上升至阶级视阈进行审视、评说,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心态更加剧了文学史研究的偏颇,尤其在对于史料的研究中,缺乏论从史出、回到历史原点的研究方式,而往往采取本末倒置的方式,先定性质再找材料,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论争的评说缺乏学理性与客观性.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     

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学基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颇具争议。被教条化、实证化理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产生此争论的根源所在。而基于实践性、历史性语境中的解读指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内在的伦理学向度,即内蕴于非道德化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话语中的对人类真正道德化生存的伦理承诺。必须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语境之中,重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周扬文化人格与20世纪中国革命

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身上牵连着许多尚待评说的是非功过.从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其文化人格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这一问题上,要力避情绪化,要力图还原历史的客观性.从"革命"这一视角解析周扬的文化人格,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对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

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议 ,方兴未艾.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正确处理文学的民族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剖析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总结其文学批评的宝贵启示和得失教训,以达到取精用宏,丰富我国文学民族学理论的目的.赛义德文学观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值得肯定,但他未能客观理解殖民运动的必然性,混同政治与文学的界限,苛责西方进步作家,使他的反殖民主义愿望反而起到助长殖民主义的作用,这是必须予以澄清和克服的.而且,区分文学的题材和内容, 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淡化东、西方地理疆域而重视其思想疆域,都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论苏轼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苏轼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但他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多样,而且他的批评文体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他的批评文体主要体现为论诗诗、序、题跋、书、尺牍、祭文、记等形式.苏轼的批评文体明显呈现出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传统特色,其批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试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显"与"隐"

在中国文论史上,刘勰第一次提出显隐范畴并作了简要的解释,其基本思想与现代哲学之显现与隐蔽有相通之处。显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从这一视阈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文学内在蕴含及审美特性。本文探讨显隐之义蕴及其形成缘由,论析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史上之显隐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文学与思想的关系等,并进而探求读解、研究之思路。     

“现实主义是相对的”——从《刀锋》看毛姆创作思想的变化

毛姆历来被归类在现实主义的门下。然而,在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毛姆开始对自己所信守的现实主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刀锋》的问世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幻灭感,激发了毛姆对于现实的再思考。与此同时,在欧洲文艺领域盛行的表现主义,强调的是创作者的主观感受,这就暗合了毛姆对于现实的重新认识。所以,《刀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阐发了毛姆的文学创作观:绝对的真实是触摸不到的,绝对的现实也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都是相对的。     

关于"风格批评"的断想

中国文学批评一向重视风格,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几乎可以说就是文学风格的批评史,但是,在这种重视文艺风格的文艺批评史里,却找不到批评家及其批评风格应有的位置.只有"风格批评"而缺乏"批评风格".为什么文艺批评的风格研究会成为理论上的空白呢?这个问题既与文艺理论对批评认识的偏差有关,也与文艺批评自身的特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