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有诰《诗经韵读》校勘举误

江有诰被誉为清代古音学的巨星,《诗经韵读》是江氏研究上古音的核心材料,其中包含着江氏诸多古音学理论。以《诗经韵读》体例为依据,采用内部互证法,对江氏《诗经韵读》进行校勘,发现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将韵脚字漏圈或误圈;个别字因形近而错误;个别韵脚字的归部标识有误。     

子夏家学与《诗大序》——子夏作《诗大序》说补证

《诗大序》旧传为子夏所作。唐宋以降,异说蜂起。自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大序》出自汉儒,国内高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也多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论者多认为《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有事实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也未必见过《孟子》。史籍中并无坚证可否定子夏作序说。而《诗大序》自身,却以其对诗歌独到的神秘性感悟与体验,证实着卜氏后人子夏作序的最大可能性。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

本文着重探讨毛诗与三家诗用字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差异主要表现为通用字的不同、假借字与本字的不同、异体字的不同、古字与今字的不同,而诸种“不同”主要由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字在写法上的不同所致,很少由于时间迁移造成同一文字的变化所致,因而四家诗文字基本上无古文与今文之别．毛诗号称“古文”是因为后人对它的解释有别于对三家诗的解释．毛诗与三家诗的文字差异体现出民间《诗》与官方《诗》的区别．毛诗多假借字应是一种缺陷,三家许多用正字则反映出时代要求,是一种进步．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试谈古声纽的演变规律

在阅读先秦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初学者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语音方面的难题.比如先秦有些诗歌今天读起来为什么不押韵了?先秦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双声迭韵连绵词,为什么今天读起来没有双声迭韵关系了?为什么有些字按今音读其意与原作迥异?明朝著名古音学家陈第在他的论著《毛诗古音考》中曾说:“时有古今,地有南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

关于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论者有二说。朱安(氵侃)《李空同先生年表》:“(嘉靖)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岁,……以所作古今诗刊而传之,命为“弘德集”,公自为序,述曹县王叔武之论甚详”,谓嘉靖三年。陈建华先生根据《弘德集》所收《嘉靖元年歌二首》并以其他两组诗的排列顺序作旁证,推定为嘉靖元年。     

新发现的两条研杜资料

“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见其《词品·序》,而非王嗣奭;杜诗有两处记录安史叛军焚烧唐室宗庙,古今杜诗注本均失注,而两唐书皆有相关记载。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从历代典籍与“咏黄”诗歌看黄河渊源

在历史上,对黄河渊源的探求不仅大量地表现在历代典籍中,而且也散见于历代文人雅士的“咏黄”诗歌中。通过以诗吏互证的方法,可以勾勒出历代探求黄河渊源的大致情况。     

《全宋诗》所收僧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全宋诗》所收僧人名下还有不少重出诗歌,诸如释重显、释仲殊、释道行等十六人,这些重出诗大多为一人名下两见,但也有一部分是《全宋诗》编者在据他书辑佚时产生,如《舆地纪胜》《宋艺圃集》诸书。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中25位诗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诗人仅有数首诗歌存世,但在域外汉籍中还保存着不少的江西诗派新资料,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有2位江西诗人的佚诗,《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则有11位诗人的29首佚诗,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的江西诗派佚诗。域外汉籍除了有巨大的辑佚价值外,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联珠诗格》对人选的诗歌都有编者蔡正孙的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评点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相并观。《联珠诗格》有朝鲜学者徐居正等人的《增注》,这些注释既释事又释意,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的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之作。日本汉籍宇都宫由的《锦绣段详注》及月舟寿桂《续锦绣段抄》中有十数首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注释详而精审。总之,这些域外汉籍中所见的江湖诗人新资料,可以丰富人们对江西诗派的认知。     

浅谈张祜《禅智寺》的题注问题

《全唐诗》收录张祜诗两卷,其中有一首题赠寺庙诗《禅智寺》,《张祜诗集校注》题作《上方寺》,且注释与《增订注释全唐诗》完全有别,经过考辨,其题应为《慧聚寺》。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处常子《续本事诗》辑考

处常子《续本事诗》是五代时期吴国出现的一部诗话体小说,为续补唐代孟启的《本事诗》而作。《续本事诗》全书已亡,但通过辑出的17条佚文,可以一窥该书的面貌。相对《本事诗》来说,《续本事诗》更加依赖于从较早书籍选取诗话材料。从《本事诗》到《续本事诗》,再到《续广本事诗》和《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话总龟》,唐五代的诗话体小说完成了向宋代诗话丛编的转变。     

沈从文新诗中的湘西文化情结

沈从文的新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对湘西乡村野趣的迷恋,对湘西牧歌情调的向往及对湘西人民朴实品性的热爱,他的新诗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味生命和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审美情趣。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作者选取的往往是自己熟知的家乡景物;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常用鲜活的湘西民间特色语言来写景抒情;他还喜用湘西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来刻画艺术形象,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喻艺术。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