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晁错的屯垦戍边思想

晁错在吸取秦朝戍边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从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通盘考虑,提出了较完整的移民实边的屯垦戍边思想。该理论中的民屯、军屯等思想对西汉后历朝历代屯垦戍边都有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西羌治理的再思考——以国家统治战略制定为中心

东汉以降，西北羌地已归入东汉的统治范围。东汉对西羌的治理，直接关系到西北边疆的稳定。在国家统治战略上，东汉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此时的汉羌关系已由中原农耕文化对草原游牧文化强势扩张阶段，进入到了深度融合阶段，因而未制定其长期发展规划，致使西北羌地治理战略缺失；在地方治理上，亦没有根据羌民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习俗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更无发展当地经济、提升羌民社会地位的积极治理措施，仅采取了被动防范和利用压榨等短视政策，致使汉羌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羌地治理的失当，动摇了东汉政权的统治根基。     

论西汉疆域的巩固与发展

西汉疆域的巩固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即由初期对边疆地区的失控到中后期的稳固与发展,开创了疆域变迁的新局面。西汉实现疆域的发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以军事斗争为主,外交笼络为辅,解除了边区的骚扰和叛乱因素。第二步是于新拓边疆地区设立郡、县等地方统治机构,辅之以军屯,民屯及徙民等巩固措施。西汉王朝对边疆的努力成就巨大,它功在当时,泽及后世,为中华民族统一国家图版奠定了基础。     

论刘秀罢兵的几个问题

<正> 东汉初年,刘秀精兵简政,先后罢郡国兵和边地戍卒,压缩中央禁军,《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七年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三十二年,“诏罢边郡亭侯吏卒”。《百官志》载并西汉京师八校尉为五校尉云;“中兴省中垒,但置中侯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与此稍前,又省内郡都尉,《百官志》云:“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刘秀的上述措施对东汉兵役制度有何影响?目前的有关论著大多认为刘秀废止了西汉的更戍役制度即废止了秦汉以来的役龄男子轮番做卫士、戍卒、郡兵     

寻得山阳好住家

正淮安自古有"一方水土养八方人"之说。两千多年来,淮安大地以最大的热情和爱意,拥抱、呵护与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儿女。早期有战国末年的楚韩等国遗民,汉初的中原人等。汉武帝时,曾将东瓯闽越之民悉徙于江淮间。东汉末,避董卓之祸,洛阳人家大举迁淮。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北宋与元初,都有大量北方人口涌入。规模最大的是明洪武年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十四万多户来淮垦荒,不少都是整族迁徙。又迁广东番禺东莞降民二万余人于泗州屯田。淮安成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八方汇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拉祜族迁徙游动原因剖析

拉祜族频繁、长久地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生态环境是引起拉祜族迁徙游动不止的原因。但是，造成拉祜族大规模、大范围、远距离的民族迁徙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是剥削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战乱的影响，以及拉祜旋转有的“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拉祜族才真正结束了迁徒流动生活，实现了安居乐业。     

隋唐西北汉族族群之历史观照

隋唐时期 ,随着唐代经济的高度繁荣 ,一方面汉民族继续向西迁徙 ,另一方面是西北少数民族进一步内迁 ,使西北汉族在民族互动和涵化中得到新的发展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明代沙州“达人”内迁新论

元末明初,沙州地区处于元朝察合台系后裔的统辖之下。洪武、永乐之间,蒙古在沙州地区的统治可能发生过明显断裂,新崛起的困即来家族归附明朝,成为沙州卫。然沙州卫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40余年。沙州卫内外矛盾的发展撕裂了统治集团,促使其被迫迁居内地,沙州卫实际废置。沙州卫降人先后经过甘肃河西走廊南山、山东东昌、南直隶,其记载最终消失于两广地区,是明代各类内迁案例中,迁徙次数最多、迁徙路线最远的一个。这一多次迁徙行为与明朝日趋保守的对内迁民族态度和政策改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原沙州卫降人群体屡次离散,逐渐融入内地社会之中。在明代内迁民族研究中,涉及中国南方不多,但借助沙州卫降人内迁线索可以勾连穿索其他南方内迁民族信息,充实相关问题的研究。     

魏及西晋的地租制度

一、官田地租的屯田分租制到课田定租制的发展及其法典化(1)曹魏地租的屯田分租制黄巾起义之后,继之以董卓之乱,已而军阀混战,少数民族统治者入掠,天下残破,北方尤甚;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人民逃窜,军需无所取给,“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曹魏面对现实,便在所谓“定国之术,在于强兵食民”的名义之下,开始屯田(《三国志·魏志》卷5,《武帝纪》).曹魏实行军民屯田,沿自秦汉,人言民屯曹魏所创,晁错屯田塞下,就是民屯,说是曹魏所创,非.曹魏只不过是因战乱频仍,荒地多,人口减少,有所扩大和发展而已.军屯分布在边防重地,“且耕且战”,民屯则置诸内地,招引流民复业.军屯以军事部勒之;     

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陕北人:民族融合酿就“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下)

陕北是原始人类栖居生息和繁衍地之一,是创造原始文化的密集区。有史以来,陕北各民族蜂拥迁徙,在相互友好或相互排斥的复杂过程中达到民族融合,形成了陕北人。在流迁方向上,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有内地汉族的外移。在融合方式上,有通过战争、和亲、移民、流放、戍边军人和筑墙劳工滞留等急剧的强迫性、半强迫性的政治、军事原因,也有和平时期作为谋生方式的下层人民的被迫自觉迁徙。"徙民实边"、"走西口"的人口机械流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征服涵化,造反暴动的强制变化,稽胡、龟兹等少数民族获得内迁保护的诉求涵化,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生存方式衍化种种,是形成现代陕北人的主要原因。     

陕北人: 民族融合酿就“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简

陕北是原始人类栖居生息和繁衍地之一,是创造原始文化的密集区。有史以来,各民族人民蜂拥迁徙陕北,在相互友好或相互排斥的复杂过程中达到民族融合,形成了陕北人。在流迁方向上,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有内地汉族的外移。在融合方式上,有通过战争、和亲、移民、流放、戍边军人和筑墙劳工滞留等急剧的强迫性、半强迫性的政治、军事原因,也有和平时期作为谋生方式的下层人民的被迫自觉迁徙。“徙民实边”、“走西口”的人口机械流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征服涵化,造反暴动的强制变化,稽胡、龟兹等少数民族获得内迁保护的诉求涵化,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生存方式衍化种种,是形成现代陕北人的主要原因。     

陕北东汉画像石来源问题再探讨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以前,能被称为＂高平＂的只有山阳郡的高平侯国和安定郡的高平县,因此,1980年绥德出土的＂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画像刻石中的郭君,只能是与陕北毗邻的安定郡高平县令,其县治即今宁夏固原;东汉地方守令任职虽有极严格的籍贯限制,但大抵遵循就近原则,边郡尤其如此,因此西北边郡之人很少有机会到兖豫一带任职。持陕北东汉画像石山东来源说者,认为陕北籍人到山东一带任官因此将山东汉画像石带入陕北,这一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论西汉陵县废置的原因

西汉元帝永光四年下诏正式废置陵县。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汉统治进入后期,经济匮乏,无力支付设置陵县的巨大开支;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增强,他们强烈反对迁徙。二是匈奴势力经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已经衰弱,对西汉都城长安已不再构成威胁,陵县防御匈奴的使命已经完成。三是经过西汉前中期的大量徙民,关中地区地少人多、粮食短缺。     

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研究

自元明以来,黔西南地域就是中原进入西南边疆的国家官道之咽喉所在。为守卫和保证其畅通,明清中央政府都实施了强制性“军屯戍边”和移民政策,导致黔西南的移民达到黔省之最,外来商贾也云集黔西南地域从事边疆商贸,商贸文化景观遗存就是当时当地商贸经济高度发展的直接体现。本文站在历史文化景观的角度,采用古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分析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出现和变迁所反映的清代黔西南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的国家化战略,同时对其未来的保存提出建立“历史地标”保护系统并建设地方商贸文化博物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