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学作品评价的再认识──兼评赵树理的《三里湾》

本文对我国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指出当时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成功之处及其缺陷，认为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     

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现代性主体生成的难度——关于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当涂自强这一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努力成长为一个现代性主体的个人时,他遇到了一系列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于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因素,更来自于其所成长的乡土空间,即一方面他必然的"离乡"行为和下意识中的"去农村"的视野,把农村作为一个前现代的、需要剥离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摆脱乡土空间内生的劳动方式和情感结构。而这一困境内部其实包含了对1980年代以来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个人叙事"的一种隐秘的质疑和反抗。     

从《新生》到《新青年》——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寻求

从创办《新生》到走向《新青年》是鲁迅创作实践的探索期，也是鲁迅创作现代性追求的转型期，从这个时期内鲁迅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及其相应的现代性寻求的历史脉动。     

另类现代性的构建——从翻译看《学衡》派

《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文化。《学衡》对于西学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的翻译介绍,希望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澄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二,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正是白璧德及其中国弟子们所崇尚的西方文化精华;三,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西方文学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者的视野是并不相同的。     

培根与现代性 ——《新大西岛》的现代性批判

培根通过与旧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割弃,为人性回归找到栖身之地;又开创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新时代,并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还以科学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先于其同时代的国人嗅到了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气息.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展露了对科技进步带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透露了对可能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的警惕.     

复调的文本与暧昧的“现代性”—— 对莫言长篇小说《蛙》的一种解读

以巴赫金“复调”理论视之,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叙事和结构具有“复调式对话”特征,这种叙述方式的选择与莫言对待“现代性”价值的暧昧态度具有内在一致性;也正因为这种叙述方式悬置了价值评判,使莫言未能对历史与生命的撕裂性遭遇作出确定性回答.     

被压抑的个人现代性——以《梦之谷》和《神的失落》为例

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创作中,萧乾的《梦之谷》和王西彦的《神的失落》所隐含的问题远非目前研究所呈现得如此简单,它们共同涉及了中国现代知识者自我身份认同、个性解放过程中两性同盟与分歧等复杂问题的叙述.它们共同彰显的是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中国现代社会宏大目标的双重压力下,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个人现代性诉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达与书写的艰难.两个文本的存在确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是一个“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存在,对此类文本的新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突破现有文学史叙述框架,呈现一个更为真实丰富的文学历史.     

另类人生的诗意彰显——《孽子》的空间美学与现代性回望

《孽子》的家园放逐与情感失落再现了当代社会多维度空间的体验渴求,现代性回望的文学空间彰显出温情的古典美学面容和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历家园失落与情感失落的双度空间放逐过程,并以主人公李青的空间经历为线索、以家园的找寻为基点,生发出了丰富的文学空间和美学空间,实现了以情为本的人文回归。在近代小说史上,中国传统带有空间体验性质的审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所遮蔽,而《孽子》却勾连、呼应了此种空间美学,以现代性回望的姿态再现了文学和边缘群体的悲悯情怀与文化乡愁。     

音乐剧《猫》的现代性话语与主体自觉意识解读

音乐剧《猫》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作品,深层原因在于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美感、现代性话语和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音乐剧《猫》以猫世界隐喻人世界,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深远的思考空间。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现代性的审视与后现代性的反思——从《永远的尹雪艳》到《世纪末的华丽》

台湾作家白先勇与朱天文先后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特定时空中新旧两代台北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塑造了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舞女形象尹雪艳,同样,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中女模特儿米亚的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时隔25年的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呈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审视与观照,创作于台湾后工业化时期的作品《世纪末的华丽》相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更是融入了对于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文化工业及其现代性根源——从“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说起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辩证法》,对现代理性及其启蒙作了深刻反思和否定性批判。阿多诺在第二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文化工业作了详尽分析。文化工业即是在文化领域采取工业化的组织形式,具体表现出标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特征,并进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文化工业产生及发展的现代性根源。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邱园记事》与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邱园记事》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首先,运用印象派绘画技巧来描述邱园的美丽,这是现代性艺术手法的独特表现;其次,通过四组人物和他们的对话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再次,通过对邱园的“臆想”之美,展现了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最后,通过“声音”的呐喊希望用审美的方式摆脱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困境。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存在与困境——论《天边外》与《原野》主题的现代性与悲剧性

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本质的问询和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探究。这正是奥尼尔《天边外》和曹禺《原野》主题的共同特征。同时,两剧也表现了作者在审美追求上的共鸣。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文摊”里的民族国家——论延安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赵树理曾以"文摊文学家"为自我定位,他的"文摊"里包含了深刻的"现代性"家国内涵,其延安时期小说更是迎合了解放区政权的"现代性方案",他对"革命"内容进行现代性书写与反思,继承并创新了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他所代表的"本土"现代性规范直接体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