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掣签谈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

我今天发言的中心话题是,从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看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始创于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的噶玛噶举派。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受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制约的产物。它被后来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所接受,并日臻完善。格鲁派活佛转世的两大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世代因袭传     

略述达赖喇嘛转世制度

佛教传人藏区后,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广泛传播、发展,成为一种被藏族化了的宗教——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便是藏传佛教一大特色,它与佛教在藏区的传入、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是佛教理论在藏族社会中具体运用的结果。本文试就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最大活佛世系之一达赖喇嘛转世制的产生及寻认灵童经过,作一简述,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北大核心CSSCI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制度。从公元13世纪至今的700多年里,活佛转世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活佛是指藏传佛教中通过转世方式产生的特殊群体,部分活佛在蒙藏等地区享有较高的宗教威望,与藏传佛教流传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逐渐形成了若干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活佛转世,并对其进行管理,形成了整套历史定制。文章从活佛转世的产生、活佛转世制度的演变、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当代中国的活佛转世等多个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     

达赖与班禅在五台山弘法活动历史述略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卫藏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由来已久。1578年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开始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索南嘉措是三世达赖。顺治十年（1653年）,     

金瓶掣签制度符合宗教仪轨和历史传统

<正>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首领传承继任制度,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体现在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主要环节,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坚持国内寻访原则等已成为重要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剔除了活佛转世的某些弊端,也符合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体现了对宗教仪轨和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

在具有古老传统文化习俗的高原雪域,藏传佛教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创立的一种独特的传承制度,它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集团为解决自己领袖人物继承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的特殊的制度。藏传佛教中产生的第一位转世活佛,是公元十三世纪的噶举噶玛巴希(生于公元1204年)。至于由他开始产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背景,许多藏学家有很多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活佛转生之谜

藏传佛教的各寺院,凡是有活佛掌握寺院的活佛圆寂之后,据其规矩仍可转世为活佛,世世接替,永垂无疆。如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即为第十辈转世活佛;甘肃的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则是第六世转生活佛。这种转生的陈规,并不同于历史上的封建世袭,或铁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首领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乾隆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新书浏览

<正>《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陈庆英、陈立健著16开191页165千字平装定价:23.00元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ISBN978-7-80253-208-3/B·83责任编辑:永红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宗教的传承方式。本书从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格鲁派早期的师徒传承、历世     

试论瓦德尔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误读

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劳伦斯·瓦德尔在《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书中,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视角出发来看待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认为活佛转世思想是少数藏传佛教领袖出于维护统治需要而在"似是而非的佛教原理"基础上编造出来的虚假理论,与佛教正统思想大异其趣。他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多方面误读,既体现了他在佛教知识方面的局限性,更凸显了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怀有的妄自尊大态度和宗教歧视心理。     

从十世班禅转世看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

文章从十世班禅的转世认定入手,介绍了藏传佛教活佛与活佛转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及其核心内容,突显出了作为大活佛转世根本原则的金瓶掣签制度实施的意义,强调指出了社会政治因素在活佛转世历史定制形成中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央政府批准在大活佛转世中的决定性作用。     

班禅世系的产生及历世班禅的转世过程(上)

一、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及历史背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从公元七世纪传入藏族地区,经过几世纪与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和相互融合后,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就是它独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制度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宗教上层复杂的政治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传承体制解决了领导权力的交替问题,巩固了宗教上层政治集团的统治,从而保证了藏族社会的长期相对的稳定。     

国统一的历史铁证——读《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由丹珠昂奔教授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新近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年谱的形式系统而真实地记录了历辈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学经、修行、弘法、施政,以至圆寂、转世等系列过程,再现了书中23位谱主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历史功绩。由于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是近400年间西藏社会政教运作的核心,在藏族历史上具有特殊     

活佛怎样转世?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是从噶举派(俗称白教)的噶玛巴希开始的。噶玛巴希是藏传佛教的第一个活佛,从此也就有了活佛转世制度。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后,也沿用了活佛转世办法。宗喀巴的两个大弟子即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就用转世办法继承,沿袭至今。班禅转世一般要经过五道程序。一,寻访灵童。在前世班禅去世一年后开始进行,由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僧官执行。首先打卦或请护法神降神,确定灵童出生地的方向、路程及地方特征等,然后由僧官们按此线索分路寻访。二,辨认器物。取前世班禅生前常用的最喜欢的器物,再取相同形状和数量的其它器物,将二者混在     

青海夏琼寺与却藏寺关系探微

夏琼寺和却藏寺是青海著名的两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根据两寺僧人的口传和一些文献记载以及塔尔寺的唐卡等其他资料,两寺的创建者同属却藏活佛转世系统.两寺因同一寺主,宗教关系密切.同时,按照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理论,却藏活佛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老师,加之其他原因,在藏区乃至广大蒙古族地区颇有影响.     

活佛转世传承的文化内涵

活佛转世传承法是藏传佛教举世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给隐秘世界又增添了新的神奇色彩。然而,学术界以往对活佛转世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专门研究却寥若晨星,更谈不上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我们自己虽然世世代代生息在浓重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中,但对活佛转世传承法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无意探讨其别具一格的文化特点,真可     

论藏传佛教活佛等级制度

格鲁派变成西藏的执政教派以后,主要受政治、宗教、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藏传佛教的活佛中出现了高与低的等级差异,而且某一活佛的等级高或低也会在一定条件下上升或下降,甚至出现转世资格被去除的变动.     

西藏昌都历代帕巴拉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

帕巴拉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藏传佛教最具权势和名望的大活佛,其传承可追溯到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从清顺治帝到乾隆帝期间,受封博善禅师、诺门汗、呼图克图尊号,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直接管辖察木多(即今西藏昌都一带)地方。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到第十一世。在其世系建立过程中,一世至十世帕巴拉间接或直接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府发生亲密友好的历史,尤其是十一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把历代帕巴拉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再次推向高潮,帕巴拉活佛之所以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除了自身的宗教造诣赢得广大信众的拥护爱戴外,更是与历代中央政府封赐和扶持的结果是完全分不开的。而这点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广大僧俗群众,尤其对藏传佛教活佛高僧具有很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论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的设立与实施——以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为据

乾隆皇帝为了整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寻访、认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在拉萨大昭寺与北京雍和宫各置一"金奔巴瓶",用于掣签认定蒙藏地区的大活佛,这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本文依据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档案以及藏、汉文等材料,深入分析了学术界鲜有论及的关于设立两处金瓶的背景、次序、缘由以及乾隆皇帝处理此相关事件的态度与举措。     

民国时期西藏宗教法制的政治学研究——以《喇嘛转世办法》为例

《喇嘛转世办法》在民国时期西藏宗教法制中占有独特地位,是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活佛的重要法规。文章阐述了《喇嘛转世办法》的孕育与产生过程,从政治制度设计的方向研究了《喇嘛转世办法》的制度性、规范性与程序性设计,总结了《喇嘛转世办法》的政治与法律考量,并揭示了这一办法对当今民族法制建设的启示。